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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月
东方日报（评论）
孙和声：民主退化探源
近年来民主倒退威权前进是西方政治评论界里的热门话题，如美国出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便爱登这类文章。根据经济学人智库2021年的报告，全球有45.7％的人生活在民主国家比2020年的49.4％有所大跌。
所谓民主国家又可分为完整民主与有缺陷两大类，其中生活在完整民主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6.4％，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是生活在非完整民主国中，如大马便被列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其民主指数名列全球第39，比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更民主，也高过新加坡。
只是吊诡的是，竟有几十万大马人得到新加坡找出路！对多数普罗大众言，这样的民主并不特别值得令人骄傲。多数大马人要求的恐怕是良好治理与廉政。
通常谈民主倒退，多聚焦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近年来出现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素质倒退，如西班牙、英国与美国。
其中美国的素质倒退最为刺眼，如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认为2021年1月6日的国会暴动事件是“政变末逐”，也就是特朗普要搞政变，认为2020年的总统选举被操纵，拜登胜选不合法！连老牌民主国美国也会出现这种在第三世界常见的民主乱局。
其实，不仅是民主，近年来发达国也出现常见于第三世界的公共债务危机，而且这个公债危机还是结构性的，积重难返的公债危机，也就是很可能会日趋严重而难以解决。
伸言之，许多发达民主国正面对政治、经济、财政与文化危机。如多个民调显示，许多发达国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政府与公共机构。在美国与法国，信任政府的人口不到40％；反之，在一些不被归类为民主的国家，如新加坡与中国，信任政府的百分比竟高达80％以上；显见用民不民主来“等级化”国家是种立场多于科学的主观现象。
只是由于近百年来西方国家占据了学术界与主流媒体，进而使他们宣传的那一套成了“人为”的自以为是的普世标准。同理，美国要围堵中国也是打出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对立口号，只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已对这类意识形态口号不感兴趣，他们更重视实利实惠的发展与提高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斗争。至于为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民主会倒退，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是个老掉牙的话题（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
公民凝聚力衰退
2022年，美国有三位政治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克雷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和迪利普冈卡（Dilip P. Gaonkar）合着了一本《民主的退化》（Degenerations of Democracy），书中分析了为何威权与民粹主义领袖会在西方各国崛起，如狂人总统特朗普或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能在今年大选中取得超过40％的选票（其领袖称是虽败犹荣）。
这三位学者认为，这是个具有深层因素的现象，如自由主义社会的文化与价值正经历一个长期退化的过程。通常学者多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收入与财富的日趋不平等，经济增长放缓或中产阶级萎缩与变得激进化（中产本应是中道平和而不是激进的）是主因。
不过，该书作者则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公民凝聚力的衰退，因为公民凝聚力是把公民凝为一体的纽带，是国民一体感的根源。何以公民凝聚力会消退？
原因当然也是多重的，诸如社会机构如教会、工会、公民组织、公共利益团体渐失去影响力；人民普遍觉得在政治上有很重的“无力感”；没有政治参与热忱（美国大选投票率通常是约50％，地方选举则更低至约20％）。因此，如何启动人民的共同认同与社会包容，便成了关键。只是，在日趋分裂的美国社会要愈合深刻的社会分裂谈何容易。
美国知名的自由派行动主义型学者罗拔列治（Robert Reich）在2018年所着的《共善》（The Common Good）一书里则认为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共善”没落，而共善会日趋没落也与政治经济的伦理没落相关。在政治上，政客只讲“只要胜选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重点是当选，只要能当选什么手段均可用；在企业方面则是只要能获利，可以不择手段。
其后果便是，公共政策常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谋利工具，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政客以权谋私而商人则以钱谈私，权钱交易的后果便是特殊利益摆中间，公共利益放两边，选民意愿靠边站。
美国政商界常规
罗拔列治举例说，在1975年华盛顿只有175家有注册的游说公司，可到了1985年，竟剧升到2500家；在1990年代有约6万1000人在从事各种各样的游说工作，可见游说是个大产业，更耐人深思的是，在2016年有50％的退休参议员改当游说人，也有42％的退休众议员改行当游说人。从政入商只是一道旋转门。
更反讽的是，美国联邦法院判定游说是自由表达权，自由言论权的一种。也因此，尽管奥巴马有意限制游说也有心无力，限制不了。因为言论自由是宪赋权利。其后果便是企业的政治献金是公共利益组织的34倍，也就是公共利益组织（如工会）每捐1美元，企业界捐34元。
有道是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人情一把锯，你有来我有去。这样的特殊利益政治已成了美国政商界的常规智慧与成规，也难怪许多美国人讨厌政治。既然权钱交易已是成规，民意当然只能靠边站。
有趣的是，有不少右翼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正是美国比欧洲富有活力与竞争力的根源，因为美国的立法亲商挺商，公共政策多是促商政策。美国才会出现那么多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如超大型科技公司或制药公司或军火商。左派人士则说民主已死。公理婆理，各有各说，这是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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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洁莹：卫生白皮书重要吗？
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为2022年卫生政策峰会主持开幕礼时直言，目前正是时候发展卫生白皮书，明显是在为预料将于2022年11月提呈予国会下议院的卫生白皮书背书。
什么是卫生白皮书？此白皮书重要吗？据卫生部长凯里日前透露，处于拟定阶段的卫生白皮书，将会提出4项结构性改革，好让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适应未来，包括（一）公平的医疗可及性、（二）永续的医疗保健融资、（三）治理、监督和问责，以及（四）恢复医疗卫生对健康的重视。
日前，凯里以国会书面回答土团党打昔汝莪国会议员拿督沙布丁的提问时表示，政府的卫生系统从2006年的126亿令吉拨款增至2021年的366亿令吉，此拨款在过去14年足足增加了190%。
当时，凯里坦言，政府医院仅向病人收取1令吉和5令吉的问诊费用，长久下来将使我国的卫生系统难以维持。也因此，他在卫生政策峰会上向首相喊话，希望能在来届财政预算增加卫生拨款，卫生部要求政府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现有的2.59%增至5%。
根据《1982年收费（医药）指令》和《2017年收费（医药）修正指令》规定，政府是从1令吉和5令吉门诊费中收取的费用，仅占公共卫生医疗支出的1%。显而易见的是，公共卫生医疗支出是绝对入不敷出的。
别忘了，根据《2020年大马人口普查报告》，大马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已达6.8%，这两个数据已达到或接近联合国老龄化国家的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
换言之，大马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除了长者照护以外，医疗费用肯定是另一主要国家负担，而大马预计在2040年将有600万长者！
医疗费支出屡创新高
以日本为例，作为亚洲首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是目前全球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而该国的医疗费支出屡创新高，致使2021年6月4日参议院以多数表决通过调整75岁以上乐龄人士医疗费的《医疗制度改革相关法》。换言之，约370万人（占整体21%）的自负医疗费将从10%增至20%。
另外，《自然气候变化》在8月初旬刊登一篇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研究人员的报告，披露气候变迁如何加剧病毒传播，并指在375种已知人类致病性疾病中，逾58%（即218种）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而加剧。
因此，大马医疗乃至于全球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也需承担更高昂的医疗费用。当我们无法控制外在因素时，内在因素就更为重要，相信这也是为何卫生白皮书内会将恢复医疗卫生对健康的重视列为四大改革之一。
或许你并不知道，作为“亚洲最甜国家”，大马每5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糖尿病，而且大马每5名洗肾病人中，因糖尿病而引发肾病的患者更占了半数！由此可见，预防胜于治疗才有王道。
由衷希望，政客们力挺卫生白皮书不是靠嘴巴说说而已，也不是纸上谈兵，除了增加医疗拨款外，也要在推广卫生知识、健康生活和保健养生多下功夫，比如在活动上减少多糖糕点、身体力行多运动等。
当然，身为一介草民的我们，也要知道：与其养儿防老，不如保健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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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年：祭拜也要公德心
农历七月，正值中元节，民间俗称七月半或鬼节，佛教则称为盂兰盆节。
根据网络资料，七月半祭祖节被称为“中元节”，则是源于东汉后（大约北魏时期）道教的说法。道教诸神中有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大帝”，他们是天帝派驻人间的代表，分别在“三元日”为天帝检校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天官为正月十五上元赐福，地官为七月十五中元赦罪，水官则为十月十五下元解厄。”地官所管为地府，所检的重点自然是诸路鬼众了。
“鬼节”是后来的说法，应是从道教中元普渡，鬼门大开的思想演变而来。
为了普渡从阴间上来人间放风的好兄弟们，各家各户，各门各号，都会在农历七月初一、十四晚，准备丰盛鸡鸭水果，斋菜素饭，冥镪纸钱，祈求周边的孤魂游鬼能不予干扰，享受人间的香火，并保佑出入平安，生意顺畅。点香燃烛，膜拜祈求之后，重头大戏就是焚冥镪烧纸，大火一旺，结束简单的祭拜仪式。
但是最大的后续问题就是焚烧后的灰烬遍地满布，不仅给环境造成污染，也有碍华人住宅区附近的市容。此外，最大的危险就是大火的威胁。因中元普渡惨酿火灾的新闻也时有所闻。有时竟还有人在汽车的旁边大烧冥纸，真的是为之捏一把冷汗。
为了顾及安全、维持整洁，民众商家在祭拜的同时，应架一铁栏，将冥纸投入焚烧，不至因风吹而灰飞烬乱；选择安全之处，远离车辆或易燃物品，避免祝融趁机肆虐；最重要的是，请自行善后，还原该处原本的干净与整齐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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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德：伊党对合作已无悬念
巫统和土团两党，从夺权执政后乱到现在仍不可开交，目前多数人都认为土团敌不过巫统。即便如此，巫统不可掉以轻心的，是左右逢源的“全民共识”（MN）盟友伊党若各分东西，是否会影响到选情和利益，特别是部分州属，除了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嘉楼巫统选择断交，吉打和玻璃市巫统却希望与伊党保持合作以达致双赢局面。而雪兰莪巫统之前亦认为与伊党交恶是得不偿失，要赢得州政权还须凑得多数才是上策。
不过，日前再度传递橄榄枝的是伊党，为的就是在27个以马来穆斯林选民为主、目前由希盟所持的议席避免重叠并有利于希盟。然而这个建议被巫统署理主席莫哈末哈山敷衍了事，称还须交由最高理事会商议，而呼吁协商的伊党中委莫哈末朱迪又是代表谁的立场放话，也备受质疑。但从近日数名伊党资深领袖的言论来看，却似乎有些出路。
如位居该党权威的宗教师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雅欣便声称，只要巫统不背后插刀，合作固然没问题。早前被革除中委和该理事会等党职而退党的登州瓜拉尼鲁斯国会议员莫哈末凯鲁丁亦顺应发声，认为跟巫统合作才是上策，抨击党主席哈迪阿旺仍错误地靠拢土团党，如果守住巫伊两大党的关系，那么“依附”着伊党的“小党”土团也必会欣然接受。
凯鲁丁此言一出，即遭到伊党和土团两党围攻反击，只能说凯鲁丁好心好意，惟被逐出党者名不正言不顺。加上哈迪阿旺的亲国盟态度已十分明显，全党宁可默认和静观其变，又或者一切已在部署中，凯鲁丁早已落单，所以看不清现况。
哈迪阿旺于7月下旬开始在东海岸和北马造势，在登嘉楼的国盟推介礼上抨击巫统是不断制造麻烦者，伊党则不断在维系政府和巩固新联盟付出努力。从此言已可推敲哈迪对巫统的合作态度如何，即是和巫统的立场决然相反，所以凯鲁丁的苦口婆心显然多馀，因为巫统的合作条件是伊党必须择一，伊党若遵从就仿如等同在矮化自身，又何苦如此？
反之，伊党在国盟的地位，亦又如凯鲁丁的诠释般到位，虽说是平起平坐，但伊党在国盟内却能泰然自若，亦能掌控大局。国盟表面上看来土团虽握有多数，但伊党在国盟的地位丝毫不弱，甚至与土团相辅相成，若是一经验老道的政党或其领袖，你会选择巫统还是土团/国盟？
伊党何须与巫统合作？
各种迹象看来，伊党可能如往常般，从其攀附的政治联盟中逐渐抬头并实际控制局势。既然伊党已在国盟坐拥一席之地，该党又何须要向巫统低头寻求合作？若有，可能是向巫统持续抛出信号弹：要合作就来，不合作我也无所谓。
有分析指出，这27或31国席因巫伊两党鹤蚌相争可能有利于希盟，但必须记住的是，上届大选伊党是以第三选择之势分裂选票，反而对希盟有利；而当下的局面，巫统可能和伊党将如从前一样面对面交战，和以往的情形相同，伊党是以昔日各反对党联盟合作之势迎战，成败得失也会大大不同于2018年大选时孤军奋战的情形，即便伊党当时也另有自身领导的、不起眼的政治联盟-“和谐阵线”（GS）。明显看来，鹿死谁手这倒难说，而伊党抛出此弹，竟然也钓出巫统各州领袖的反应，不可谓不明智。
此外，哈迪阿旺实也在上月下旬与吉打领袖的对话会上，很有信心且嚣张指出，伊党可以在不靠盟党下单独执政吉州，完全不把执政但居少数的土团放在眼里，若是放在丹、登两州也一样适用。
同样的，在这些州属伊党可以完全执政的机率非常之高，土团只能充当陪跑角色，也即为何，丹、登由伊党绝多数的州属，巫统是直接与伊党“晒冷”干到底，反而是吉、玻璃市等面临威胁者则选择合作为甚。反正对伊党而言，它根本毋须害怕重来，反倒是巫统害怕没得重来，合不合作？你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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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主题在人，而不是病
“民众报告有昏眩、失眠、听力或嗅觉丧失、视力模糊的情况。流感有可能导致视觉神经发炎，而色彩受损则有明文记载。很多病人表示，在重新恢复意识之后，世界似乎变得黯淡无比，褪了颜色，就好像那些一度发绀的脸，颜色全部被抽离了。”
熟口熟脸的文字，不是今时写照，而是萝拉笔记1918年的那场大感染，见诸《世纪大瘟疫后的变与不变：西班牙流感的历史借镜》（台北：原水文化；2021）。一百年后，全球再次经历另一回合的变本加厉。
2021年3月11日，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病例超越31万：百人有一染疫。时隔一年同一天，病例逾十倍增长，多达377万，九人一病。2022年8月次周，全国累积病例逾470万，相等7人当中，一个投报。
此时口罩不再强制在户外佩戴。社交距离亮了绿灯，想要握手再没问题。冬眠两年，夜店的霓虹灯重新转动。那么，我们应该应对接下来的日子？卫生部长凯里所言尽管婉转，意思明白，流程不改：筛检、汇报、隔离、通知和求医。
何解？病毒也许削弱了，唯感染链带变体不断。面向这个忐忑不安的不可知风险，翁诗钻医生在新书《瘟疫蔓延时（上）》（八打灵：翁诗钻；2022）说得确实：影响和决定健康的因素，重点就在社会因素，不是在医学技术。（页127）
新建的医院设计，是否因此特别着重病人隔离的所需空间，开始着手定制特别病房的规格？城市的学校规划标准，今后能不能有所提升，从而确保学生密度的平衡？广场、店屋和私宅的尺寸，可不可以重新检讨，划出新的风景？
可惜，经历上一个一百年的侵袭，一切不变。诗钻医生道出的，正是核心：瘟疫的本质是权力。（页245）一旦病情舒缓，大家不仅健忘，同时日渐胆大妄为。如果新冠病毒的病例趋向平稳，不久之后，想必谁也不会再把两年苦难当一回事。
陈志金医生为萝拉新书的中文译本开笔所言确是触目惊心：“我们现在遇到的防疫问题，竟然在一百年前就发生过了……”翁医生现在说的，确是醍醐灌顶：病人，主题在人而不是病（页63）：瘟疫蔓延时，我们不可失去的是爱。（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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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言路）
*刘凯迪.东盟不易秉持中立
有专家针对最近台海局势，表示东盟国家最好不要选边站，并认为东盟10国对中美而言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没有必要“埋堆”。
客观而言，不要选边站的确是东盟的“最佳选择”，然而“大象打架”，小草有可能完全幸免于遭到践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根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一项“东南亚现状调查”报告，选择支持中或美的差距不大，受访民众43%支持中国，57%支持美国。然而如果深入阅读这报告，则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选择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考量，柬埔寨和寮国支持中国，菲律宾、缅甸、越南和新加坡倾向美国，而我国、泰国和印尼则相对“比较中立”。
我们都知道东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而相较来得更为严谨成熟的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尚且无法一致，甚至最后还闹出英国脱欧。因此，若欲东盟团结发声，在时局尚有斡旋余地时，相信东盟的确是会“站在一起”的。可是一旦触及核心利益时，我不认为这个结构松散的组织还可以站在一起坚持中立。
首先是东盟除了新加坡和汶莱，其他多国的经济结构多呈重叠，特别是在大宗商品方面。因此一旦中美两国各以经济手段争取支持时，在各国本身的条件和需求下，我不相信相互还可以坚定抱围中立。
个人认为，在支持中或美的态度上，东盟受宗教方面的影响不大，反而是种族结构和历史因素会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南海主权的争议，极可能在特定时段内发酵成为爆炸性课题，并直接左右该国的立场。
因此在盘根错节的内外因素下，东盟会否表态支持中国抑或美国，将会是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现今不论是呼吁还是分析东盟的态度，终究还是沙盘模拟，毕竟这其中存有太多不可测的变数。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当中美关系真的来到决裂点，直接碰触到了东盟每个国家的实质利益时，我们才可能看到东盟的真正态度。当然，在今天仍然处于可受控的局面下，东盟各国的发言明显“官话”一片，因为面对超级强国之间的博弈，小国家基本没有话语权，所以大家都明白言多招损的道理。
其实在台海风云中，除了涉及方，还有不少欲从中“抽水”的，牟取好处的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也是各怀心思，这点从韩国总统尹锡悦“请假”避见佩洛西的小动作中，即可窥见端倪。
毫无疑问，东盟绝对知道在中美博奕的这盘棋里，能够置身事外当然是不二之选。不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东盟眼下最期盼的就是，台海风波最好至此“告一段落”，而这个“暂停”可以越久就越好。因为“远在天边”的俄乌战争，就已经严重冲击了东盟各国的经济，可以想象如台海危机升级，带来的打击将会何等的巨大！
因此专家建议东盟不要选边站是绝对正确的，惟前提是眼下局势不要进一步升级，因为一旦情况恶化，东盟小国是否还能秉持中立，则恐已身不由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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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龙.全国兴建赛车场？首相，别吓人了！
首相依斯迈沙比利日前表示，政府将在全国各州分别建造一座摩托车短程高速赛车场，以强化我国摩托车运动。他说，这项建议将纳入10月提呈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
他还说，唯有如此年轻人方能透过正规管道投入赛车活动，政府也可以透过经费赞助，以“吸引及培育”州级与国家级赛车人才，赛车骑士也不致于让各界冠上飙车族的称号。其实，我们也从未把“赛车骑士”与“飙车族”划上等号，这对赛车手太不公平，首相言重了！
首相“盖赛车场”的短短几句话说得轻巧，听在一般百姓耳里真是百感交集，冷汗直冒。我且一一说道理，希望首相听得进去，现在收回成命还不迟。
先说首相要将全国13州都建一座“短车高速赛车场”编入“2023年国家财政预算案”；首相心中应该很清楚，国家财政窘迫，2022年财政预算3321亿令吉中，只有756亿令吉用于发展开销，这笔钱已经少得可怜，用于发展国家建设都严重短绌，如“加强防洪治水”、“改善贫穷问题”、“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培育工业4.0科技人才”、“津贴汽油食品”……，随便一列就洋洋洒洒几十项，这时候谈全国兴建赛车场，会不会不是时机？会不会显得不懂得体恤民间疾苦？
盖赛车埸不是用嘴说说就能成事。地点选择、土地征收、车场设计、硬体兴建、日常维护、专人管理、使用规定，这些事都做好规划了？如果没有，如何编入10月即将提呈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我们总不能草草的编个数字，要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照本宣科”！
大马不是钱多得没处花，13座赛车站即使分年兴建，也是所费不赀，还有建成之后每年的管理维护费用呢？“钱”领去建了赛车场，那么就会排挤那些更迫切，更能惠及全民的重大建设。如果赛车场管理与营运不当，最后的下场就是“13头白象计划”；各位不要觉得不可能，我们连国防部滨海战斗舰（LCS）这么重大的计划都可以搞得一团糟，更何况可有可无的赛车场？
雪邦国际赛车场25年前兴建初始经费6亿令吉（不包括土地费用），2017年F1赛事停办后，只剩MotoGp摩托车大赛勉强撑埸，使用率极低。既然首相有兴趣建赛车埸，不如先把雪隆、森州一带的飙车一族请去雪邦赛道拼高下，如果这么好的赛道都吸引不了车手和观众，那么请趁早打消在全国兴建赛车场的念头。
还有，兴建赛车场与培育赛车手没什么关系，赛车手怎么培育？培育一个赛车手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首相和他身边的幕僚，不妨专业一点去问问MotoGp世界大赛的大马车手哈菲兹沙林（Hafizh Syahrin）；去问问第一方程式前车手熊龙也行。
赛车手可不是凭一双拖鞋、一件短裤、一件T恤、一辆改装摩托车就可以上场。全套合格的赛车装备，绝非时下飙车族负担得起的。如果放宽安全标准，那只是政府带头做“错误示范”，赛车手很轻易的就会摔死。到时谁要负责？请问哪一家保险公司敢承保？
首相兴建赛车场的用心良苦，无非是想让飙车族有表现与演出的舞台，但问题是这个“舞台”要有围观群众（免费看戏），而飙车族（非赛车手）只要一辆改装摩托就可演出（成本极低），而且演出“规则”必须由赛车手自己订，他们不只是比快，更比谁得花样多、谁“最不要命”？更严重的是赌博集团介入飙车，“飙车有奖金”，所以正规赛车场不是飙车族想要的。
所以全国兴建赛车场前，请国家统计局针对飙车族与围观群众做一次调查，看看这些“最终消费者”想要什么？我相信他们会选择“有奖金的公路无规则花式竞飙”，而不是乖乖的在赛车场内无聊的绕圈圈。
再说13州各建一座赛车站也显得荒谬，玻璃市只有26万人口，而雪隆区有800万人；请问26万人怎么养个赛车场？至于土地面积，砂拉越12.5万平方公里，赛车场址选在哪里？怎么玻璃市795平方公里面积也弄个赛车场？所以，我推测首相的赛车场计划只是兴之所致，随口说说。重大建设请先做好“投资效益评估”吧！
我们很难解释说“赛车场计划”与飙车族没有关连，如果想要正本清源的杜绝飙车族横行的坏风气，那么就必须防止赌博介入、“修法严惩飙车相关人士”（连坐法之观众、未成年者父母、改装厂业者、参与赌博下注者通通有罪）、“父母师长的教育”等方向着手，兴建赛车场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浪费国家公帑，鼓励赌博介入而已。
当然，如果民间企业或所谓的俱乐部对兴建赛车场兴致高昂，那么我们不必反对（但严禁赌博），就由政府提供土地，由他们兴建与经营，说不定赚得盆满钵满。至于想打政府财政预算的主意，那就不必了；因为有限的财政预算是对全民负责，不服务于小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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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兴.打工骗局：没有白吃的午餐
“卖猪仔”一词可追溯至19世纪至10世纪初，指的是一种从华裔社会到其他地区做苦力买卖，或者变相为奴隶贸易，在当时曾被称之为华工，当更为大部分接受的就是“猪仔”，这当中包括了去美国或加拿大做苦力的，或者是去拉丁美洲做契约华工，以及对马新华裔而言特别有感触的下南洋卖猪仔，为何特别有感触呢？因为我们的先辈很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从当时刚经历了战乱及物质贫乏的中国，来到大马这片土地从事劳力工作，目的就是要活下去而已。
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距今至少一代人的历史了，很多当年下南洋的先辈早已仙逝，而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样的事迹，就是透过他们的口耳相传才知道，但实际的辛酸我们是无法体会，毕竟那确实是很遥远的。
不过近期有不少华裔年轻人沦为打工骗局的受害者，声称被欺骗到国外“卖猪仔”，再一次让先辈们的经历活生生上演，只是当中的辛酸是否和以前一样，抑或背后有其他的故事，则须深入了解方知。再来当年先辈们是为了谋生或为了下一代有饭吃而选择了下南洋，那今天这些受害者是否亦如此呢？
先来了解下出国打工骗局这回事。其实很多人从小应该有听过一个词，那就是“跳飞机”，换言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假如先辈们那时叫“下南洋”，那到了我们父母那一辈就是“跳飞机”，到了现今又再换成“卖猪仔”而已。说一个真实例子吧，在我少年时，我的一名表哥带了另一名表哥去英国“洗大饼”，当时我还在想什么饼可以洗呢？若干年后才知道就是去那里做非法劳工。
根据这位表哥之后向我们大略形容，到了那里后首先必须要融入当地的唐人街包括地下社会，之后才能去找工，所谓的工作离不开那些当地人不做的，比如洗碗、清洁或建筑地盘等，除了工价经常被压榨之外，一些无良业者更会在出粮日通知警察到来。因着非法劳工身分，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想要更了解非法劳工的命运，只须把目光转向在大马的非法劳工就知道了。多年前在社会新闻组时，多次随执法单位去取缔非法劳工，看着那些非法外劳被执法人员掌掴，然后毫无人权地被塑胶绳捆绑，你也可以想像到在国外非法劳工的命运是怎样？
那到底这些去外国打工却遇上骗局的案例究竟是特别案例？抑或是司空见惯呢？答案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既然是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只要能把两个心态调整好，第一是不贪，第二是别自以为是，那基本上就能大大降低被骗的几率。
昔日先辈远赴重洋谋生也是找更先进的国家比如美国或加拿大，甚至是被列强管辖的南洋，恐怕那时不会有先辈说要去一个战乱及贫乏的国家吧？到了我们父母这一辈，就算跳飞机也是选日本、英国或台湾等，不会有人说要去更差的国家吧？既然如此，那为何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选择出国去打工，竟然会想到去柬埔寨（经济相对比大马差的国家）呢？
再来就是自知之明，先想想我们目前的最低薪收入是1500令吉，而一个没有特别技能的大马人在大马的收入仅有2500令吉，那试问当有人出双倍甚至三倍薪水来“邀请”你去国外从事一些看起来就很简单的工作，你会相信吗？
总结来说，要稍微多用心去想想，其实诈骗集团的手法并不复杂，也不难识破，但很多人就是认为“我不会是那个倒霉蛋”，“我只须赚一笔钱回来”就行了，但现实就是假如真的这么容易赚钱，为何会有这么好的机会掉在你面前呢？至于执政者嘛，与其不断放话叫人不要出国打工受骗，不如好好把大马的经济搞好，当经济好了，鬼才和你出国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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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健平.跨国合作打击“卖猪仔”
跨国打工骗局愈演愈烈，受害人不仅是大马华人。经过台湾媒体连日大肆报道，台湾人受害者触目惊心的程度，远比大家能想象的还更加严重。
现在被骗的“猪仔”，远比被救出来得多。国际救援组织GASO和其他幕后无名英雄出手即使积极出手相救，但是这问题已超越大家的渺小力量，需要国际组织或跨国政府成立专案组，才能看见曙光。
会选择去外国“打工”者，有者是教育程度低，有者是觉得反正自己还年轻，就只有一条命，去到柬埔寨挣个一两年的“高薪”，从此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不能只是谴责选择去打工者，因为贪小便宜，异想天开等，就能解决问题。
台湾当局在机场出境处举牌，要前往柬埔寨打工者三思。这是有关当局在民众搭上飞机前，能尽的最后一份绵力。劝退一个，就是一个。虽然此举被一些人嘲笑，但在没有其他方法，既不能没来由的禁止人们往柬埔寨“发展”，就只能这样被动的拯救睡不醒的人。
只要柬埔寨继续放任网赌，政府刻意不正视西港的恶名昭彰，当地将持续成为犯罪的温床。是时候，邻国如我国和那些有人民被骗者，应该考虑组成跨国委员会等，强力谴责柬埔寨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周遭国家和地区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当洗黑钱等这种让账款和不法收入漂泊的手段仍备受市场需要，这类问题只会接踵而来。更何况有些诈骗集团发现把“猪仔”骗来后，直接敲诈家属要赎金比逼他们上线骗人来得更好赚，行为更加猖獗。
现在已不只是柬埔寨是犯罪温床。连许多外国人喜欢去旅游的泰国也被当成中转站。而缅甸由叛军占据的“KK园区”，更是一个犹如人类的屠宰场，人类的器官被残忍的摘下来当作物品买卖。
美国把柬埔寨列为最低级别的第三级人口贩卖观察名单，已显示问题的严重性。该国拒绝正视问题，甚至把问题屏蔽起来，导致“猪仔”事件无法断根。多年前西港因为美景而成为背包客的旅游景点，现在已成为恶名昭彰的诈骗大本营。
涉嫌营运非法跨境赌博的佘智江被逮捕，并将引渡回中国，让许多人感到振奋人心。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犯罪集团的团队智商已大大提升之下，各种骗局让人防不胜防。以前只是提防电话诈骗，现在已有通讯应用程式等各式诈骗层出不穷。各国情报部门必须密切合作，才能把这些团伙绳之以法。
各国政府持续对相关国家施加压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不能让这些国家发“黑钱”财，而罔顾邻国与地区的安危。
除了政府之外，民间也应该醒觉。两边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效应。这些罪恶根源一直斩不断，除了是犯罪集团一直进化之外，想赚快钱的人也是一直推动犯罪集团不断改进骗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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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雪梅.医疗中有一半可“自我照顾”
在日本享有盛誉的，一生贯彻以人道对待病人，理解、陪伴和同理病人，而被视为医务人员楷模的日野原重明，是全世界执业时间最久医师之一。他于2017年逝世，享年105岁。这位心中常充满爱、平静和喜乐的日本医学泰斗曾说，医疗中有一半可属于“自我照顾”的范畴，也曾强调很多病都是源自不当的生活习惯。
不当的生活习惯招来疫病，尤其是慢性病，已非陌生新观念，只是知易行难。被慢性病缠上了，却没毅力改变不当的生活习惯，没坚持多久便故态复萌是不少患者难以逾越的艰难挑战。有些患者则以为，只要依赖医疗手段和药物对抗或缓解疫病，就是让自己可以持续过上原本生活习惯的保证。
生病是自己的事，但不少人却把病交给医疗，把健康推给别人，自己不必负责，全然没有“自我照顾”的自省。保健的最大责任方是自己，不是家人，不是政府，也不是医疗体系。如果连最基本的自我照顾，包括规律作习、健康饮食、定期运动都做不到，就更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我们的健康负上什么责任了。
2006年我国政府投入国人的医疗保健费用为126亿令吉，2021年大幅度增至366亿令吉。随着疫病种类和患者人数增加，医疗开销还将持续上升。这过百忆的医疗保健开销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以今年2月份公布的人口普查报告中的全国3245万人口，来做个简单粗暴的挂钩，估且可粗略地说，政府每年平均要为每位国人花费1127令吉88仙的医疗保健费，即平均每月94令吉。但实际上非人人都获得医疗保健照顾，而长期依赖政府医疗保健的患者，一年用掉的基本医疗开销包括看诊、药物、血液和各类建康检查，已超过1127令吉88仙，显然是“医”到用时方恨少。
我国政府长年来为国人提供相对廉价的公共医疗服务，该被肯定，但所投入的公共医疗保健拨款并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世卫于《201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倡，政府在卫生保健的支出应不低于GDP的5%，而目前我国仅占2.59％，与世卫的期盼还有一段距离。未来，虽将投入更多医疗保健资金，但这不代表国人将更健康，也不能保证投入的资金将用得其所。如果原本可以靠“自我照顾”，而不需要依赖医疗的那一半，依然没能自我照顾，首相对重新建构国家医疗体系的第一大愿望──建构一个可支撑和援助大马一家民众的国家医疗体系，将是永远达不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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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珊恩.教育转型缺什么？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前几日出席活动时说，教部将走入社区展开一系列有关教育转型的交流与演说，以便学生、家长和教师能更了解教育部正在推动的教育改革计划。
实际上，作为采访教育新闻的记者，我也发现教育部长本身已“启动引擎”。他有别于刚开始接任时的“低调”，开始走入人群，向大家解说教育转型计划，同时也把这个责任做得很精彩，总是很有活力和魄力地发表演说。
莫哈末拉兹接任教长职后，所落实的两项最重要的教育转型计划就是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和中三评估考试（PT3）。虽然有关废除这两项全国统一考试的讨论，在他接任之前就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是在他任职期间抓紧疫情时机，一锤定音。
相关讨论之所以进行了很多年都没有落实，就是因为社会总是有“还没准备好”的声音，因此都没有一个落实的“好时机”，但是如同很多任教长和副教长都说过的，我们不可能有完全准备好的一天，社会对任何新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反对的声音。
如今，既然教育部已决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就只能在聚焦推进相关计划之余，也直面反对的声音，让他们了解，并尽量将其转换为认同的声音，以形成支持的力量。因此，若要教育转型计划取得成功，那么与民众，尤其是最直接的涉及者，即学生、家长与教师的交流就至关重要。
然而，根据官方的说法，教育部一直不乏与民众交流的活动，只是从民众角度而言，总觉得为什么自己好像没有参与到或“被参与到”。在这一点上，民众有需要扮演的角色，培养起出席交流会、聆听政策和提出自己的疑问的文化，因为聆听了解与提出意见或批评，缺一不可。
此外，官方也须设法提高与民众交流的效果与效率，而不只是专注于所接触到的民众人数。与其向大众汇报这几个月来所举办的交流会所接触到的家长人数，不如告诉大家教育部从交流会中，了解到家长的什么顾虑，教师在执行时遇到什么问题，教育部又将如何调整。
教育部长亲自下马走进社群向民众讲解教育转型计划，若做得好，能为教育转型计划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这些交流活动也不得不针对我国多元种族的背景，以及我国教育体系属于多源流教育与学校的事实，来作出针对性的调整。
我们常说教育可以团结人民，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是各族群家长都关注的议题。若教育议题是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那么就应该抓紧这个契机，透过巫裔家长、华裔家长和印裔家长等更为熟悉的方式来与他们沟通，增加各源流学校之间的凝聚力，而不只是持续以旧有的方式交流，或让华社的部分交给华裔副部长负责就好。
我想，若这点，即提高与各族社会对教育政策的交流，也被纳入教育转型计划，并且大家一起认真对待的话，那对于让教育转型取得更好的效果，必定是有利而无一害的。
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双向。从官方角度而言，除了要传达政策，还要聆听；除了聆听，还要记录；除了记录，还要给予回应，而不止是说：“我手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关于这点我需要回去查看”后，就不了了之。
从家长角度而言，除了表达，还要聆听；除了聆听，还要了解；除了了解，还要实践，因为在废除全国统一考试之后，教育模式和大家过去受教育的模式已有了许多本质上的不同，而且非常需要父母的参与，因此若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与官方或学校所落实的不一致的话，教育转型计划就很难发挥预期效果。
教育部近期对于解决教育和学校问题的许多方案，已从探讨和拟定走向落实的阶段了。除了废除全国统一考试，侧重校本与课堂评估，还有许多针对教师文书工作、教师资源、校园安全和霸凌事件等问题的改善措施。
官方在落实这些措施时，必须确保不止步于落实，还要注重反馈与改善机制，才能确保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具备可持续性，并衔接政策拟定与执行之间的鸿沟，以及各源流学校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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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方彪.减少食物浪费
日前，一则国际新闻值得关注。英国因缺乏劳工采收，以致大批蔬果烂在田里，同时英国民众却受粮价飙涨之苦。假使成熟蔬果都能顺利送达市场，多少能抑制粮价飙涨，且部分应能提供弱势群体食用，降低通胀对弱势群体的痛苦。成熟蔬果烂在田里，是严重的资源错置。本地虽无相关统计数据，然而农业缺劳工不是新闻，或许未出现大批蔬果烂在田里的憾事，然而许多农夫因缺工，不得不减少种植面积，时有所闻。换句话说，假使人手充足，本地粮食自给率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食物浪费有几个层面，其一如英国，因缺工未能及时采收，或因农作物价廉不敷成本，农夫不愿采收，这是生产阶段的浪费。而运输、仓储则是食物浪费另一个大众未察觉的部分。本地气候炎热，蔬果保鲜期短暂，店家、小贩处置稍有不慎，很容易腐败无法贩售食用。而餐桌上的浪费，由于之前中国发起的“光盘运动”，大众耳熟能详，有赖家庭、个人具体实践了。
农业缺工是国际普遍的问题，部分国家以农业机械、新科技如无人机辅助等等。不过必须投入大量资本，亦须熟知相关资讯，门槛不低，本地是否适用尚待评估，且缓不济急，不如直接增加农业外劳立竿见影。至于蔬果因价廉弃收，本地部分区域偶有发生，然而只要市场价格平稳，相对来说问题不大。
不过本地蔬果的运输、仓储并未普遍设置冷链系统，倒是官方可以施力之处。由于各式蔬果适合的低温未必相同，倘若冻伤又是另一种浪费。官方不妨邀请专家学者，统合适用的几种冷链方案，向农民、商家介绍，鼓励大家择优使用，甚至提供相关补贴。再说冷链系统未必需要高额的设备费，倘若量少使用冰块亦可。一旦有效延长蔬果保鲜日期，意即增加蔬果贩售的时间，对农民、商家都是利好。减少蔬果在运输、仓储的浪费，效果等同于增产。
部分蔬果因卖相不佳，在产地未被收购，农民一时消化不了，往往转为肥料或弃置，这又是另一层浪费。官方虽不便干预市场需求，却可媒合各地慈善团体，以低价向农民收购优质却外型不佳的蔬果，转而提供弱势群体食用。农民增加些许收入，弱势群体可享用新鲜营养丰富的蔬果，亦是减少食物浪费。
由于国际粮价飙涨，本地粮价亦水涨船高，全国民众饱受通胀之苦。这让有识之士惊觉，若提高本地粮食自给率，就能减少国际粮价对我国的影响，纷纷倡议农业复兴。可是本地农业没落已久，复兴尚须长期规划，短期无法呈现明显成果。减少食物浪费，倒是可以立即规划并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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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言论）
建摩托车赛场不实际/南洋社论
日前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在贡巴达的登州国际摩托车短程高速赛车场为2022年4.0 RXZ摩托车车友集会主持开幕致词时表示，政府打算在国内每个州属建造一座摩托车短程高速赛车场，以强化我国摩托车运动，让参与者有机会接受培训，进而能够发掘各层级的国家赛车人才，以参加州级和全国的比赛。
依斯迈沙比里还说，建造摩托赛车场的建议将纳入10月提呈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但是这项提议并没有引来国人与组织的更多附和与关注。
飙车族频肇祸
国内摩托车竞速活动的炽热与频频肇祸的负面讯息，多年来已让民众留下恶劣印象，他们有个新名字叫“飙车族”，所出现之处尽是喧嚣扰人，所经过之处更是危机重重，因为不论是他们造成碰撞或是其他车主闪避他们不及，都是悲剧，大则人命伤亡，小则伤财伤和气。
莫非是上个月发生在槟城林苍佑医生大道的5人死飙车大祸，触动了政府的怜惜之心，才决定为他们打造一个更安全的飙车乐园？
一人一骑是代表着中下层的实际形象，是国内大部分工人阶级的一个群体标志，更在十多年前被政党青年团“发现”他们更是一个巨大票仓。
记得巫统前青年体育部长阿莎丽娜曾是飙车族的保姆，10年前边佳兰自救会发动绿色集会前夕，她还曾为飙车党举行“授旗仪式”，让他们在巫统和国阵党旗的加冕下，无畏无惧地守护国光石化厂。
一人二轮三五成群挡大门，谁敢闯过来？可见政党也懂得善用飙车族的威武形象。
政客传达出来的讯息当然不是维护飙车族而是关怀摩托一族，只是飙车族属于摩托一族所以不能忽略，又因飙车族长年闯祸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闯祸的最大肇因，就是跑得太快，一失控就难以收拾。
如今异常蓬勃的电召摩托车快递业，他们分秒必争的快速送递精神，每个月都有发生一些不幸的交通意外，最大的原因之一，依然是摩托车跑得太快。
开快车失控，才是造成摩托车意外的原因，不是没有跑道和赛场的原因，再说飙车族还存在打赌、满足个人表演欲和夜间即兴消遣的成分，并非单单是追求车速的快感而已。
加大执法更安全
政府兴建赛车道，开办正统训练，其中课程与内容能够满足飙车族的随兴与刺激吗？能够消除或减少飙车族玩命的风气吗？
首相是好意与关怀，但如果将兴建赛场经费转去加强和加大执法阵容，让飙车族无法找到飙车空间，认识凡飙车必可能闯祸的严重性，或许比提供跑道，鼓励继续飙车的教育更安全一点。
再说，摩托车大赛也非国人主要的体育赛事，更非我国的主力赛项，国内国外也未见辉煌战绩，反倒是脚踏车项目有国人皆知的奥林匹克水平脚车手阿兹祖，他的努力与坚持的精神才是年轻人的典范，不只是因为他够快。
相比之下，在全国兴建脚踏车赛场，再培养多一些像阿兹祖的国际水平脚踏车手，更加实际。
*关于辩论这回事/黄子伦*
最近在社交媒体里看到针对某场辩论表演赛的观点，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对辩论员或者辩论比赛有不好印象。
作为一名已经在社会里打滚多年的打工人，我能够理解大众对辩手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而作为一名前大专辩手以及曾提供辩论训练的教练，我也知道辩论比赛是许多学生学习的重要平台。
对许多中学生和大专生来说，能够让他们畅所欲言而且能够得到对手直接回馈的场合实在太少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校园教育里总是强调读、写和算，对于“说”是少之又少，加上亚洲文化里大多强调集体大于个人的特质，人们要敢表达自己是非常艰难。谁又敢在考试作文中写下不符合范本格式的内容呢？
况且，高强度的学校学习让学生都只专注在自己的课业上，鲜少关注周遭的时事课题，遑论有什么看法。然而，有了辩论比赛，不管是上台的辩手，或是幕后的陪练还是资料团队，大家都需要去了解比赛的课题、阅读资料、采访学者、研究观点等等。比赛之后，不管胜负，一场以比赛之名而实行的教育目的已经达到。
故此，辩论比赛有其存在意义。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这是万物间的定律，不然诸位怎么会在社交媒体里看到各种让人摇头叹息的低素质留言呢？那些曾在辩论比赛这事情上投入过无数精力的辩论人，或多或少都会自带优越感，咄咄逼人更不在话下。这是人之常情。
忽略成本和效率
我记得1999年，西安交通大学的国辩冠军队员樊登在《九辩风云录》写到他毕业工作后，辩论的经历让他吃了多少亏。要知道那时的国辩比赛就是所有大专辩手最梦寐以求的舞台。但，又如何呢？
纵使你曾舌战群儒，来到职场，社会一定会好好教你怎么做人。所以，我觉得大家无需对口出狂言的年轻小伙子口诛笔伐，这是成长必经之路。
不过，要我说辩论比赛一个坏处，那就是让人更加在意“立场”而忽略“成本和效率”。因为辩论比赛要求选手长期接受捍卫自身立场的训练，所以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摆脱这种习气。
说实在的，这世间哪有这么多道理有办法在台上短兵相接的刹那间辩得出来？辩手不过是在寻找对方的逻辑漏洞当儿，不断宣传自身观点有多可信的表演者。我也从不认为辩论比赛可以寻找真理，而随着生活历练的增加，我更加明白许多事情都是“看情况”。
现在，我虽然还喜欢看辩论比赛，有些事情和观点对我来说还是新鲜的，但我对担任评审一事已是能免则免，因为那个压力真是忒大，衷心佩服那些愿意扛下这些重担的热心人士。至于比赛场上能不能使用粗话，那又是另一个课题了。
拉帮结派打天下/王介英
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拉帮结派”制裁俄罗斯，欧洲大多数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敢不买美国的账，纷纷响应，加入制裁行列，但也有少数国家为了“自保”而“不买账”地婉拒。
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都置身事外，忧心忡忡地隔山观虎斗。据说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集团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先进武器炮弹与庞大的资金支援，一方面又制裁俄罗斯，其真正目的是想拖垮俄罗斯。
因此 ，路边社有人在热议，当今世上哪个国家最富有？最舍得？答案当然是美国！因为它把价值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与炮弹送到乌克兰战场上去，不是让乌军打掉，就是给俄军尖端导弹炸掉，真的好慷慨、好舍得啊！
可是，俄罗斯好像并没有被拖垮。“你既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你既为乌输送武器炮弹，我就以“断油”、“断气”作为反制。
招惹俄国自找麻烦
于是，有人慨叹：“有油、有气”真好！还有人耐人寻味地说：“有油、有气，还要有‘有勇有谋’的普丁，才能顶住拜登的‘烂招’！”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亏本生意”只有“糊涂虫”与笨蛋傻瓜才会去做！
说起来真的令人摇头又慨叹，堂堂一个先进大国出了一个“疯子”前总统特朗普，搞到世界乱糟糟，已够衰了，现在又跑出一个“糊涂”总统拜登，自找麻烦去逞强招惹俄国，弄到全球面临粮荒、油荒、气荒危机，一个不小心还可能陷入“核子辐射泄漏”大灾难。
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似乎还嫌世界不够乱，乱中杀出一个女性程咬金，名叫佩洛西的“老女人”。她自以为是，不听劝诫，不顾后果，一意孤行地去踩中国底线窜访台湾。难道她不知道中国有“四不”，“不惹事、不怕事、不信邪、不怕鬼”？中国为国家统一，国土完整，进行反制是必然的事！唉，我们只能说：“美国拉帮结派，惹是生非，真衰！”
最近，大马97高龄“老男人”敦马哈迪医生推出“祖国行动”阵线计划，号召马来政党与回教徒加盟，以挑战巫统，不知这举措可算是“拉帮结派”以争夺天下吗？
（作者为马大中文系前讲师、拉曼大学中文系前助理教授 ）
从“官督民办”看玛拉数码广场/许国伟
晚清时，政府发起风风火火的洋务运动。再后来，从军工业转向民用事业后，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式。
什么叫做官督民办？李鸿章的解释是：“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立自条议，说服众商。”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指导，全力支持，给予优惠便利，同时也监督看有无弊病；然后运作由商人筹办，不仅能扶持和培育出更多杰出商人，也让大家有信心。
指导监督皆空话
清政府的官督民办企业，不能说完全失败，但失败的还是居多。其中因素很多，大致上离不开官员挂名的多，做事的少，所谓的指导和监督，都是空话。
还有，尽管政府给了各种优惠和全力支持，但这些企业仍缺乏竞争力，无法应对市场竞争。因为，他们是不让外人进来的圈子。
最后，多数企业都亏损累累，经营不下去时就只能靠政府出钱补贴支持，实在撑不下去政府就掏钱回购。
在晚清这场风风火光的官督民办企业热潮中，虽然也成就一些实业家，但也制造了全国数一数二富可敌国的盛宣怀。
盛宣怀本来就是大官，他是以官员身分进入企业，在这场官督民办的热潮中，他垄断数十家企业，也拿回扣大赚一笔。这样的官督民办，岂能不败？
政治目的大于商业考量
从“官督民办”再看今天的玛拉数码广场，不尽然相同，但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玛拉数码广场美其名是要扶持土着商家进军数码领域，计划一开始就政治目的大于商业考量。政府为玛拉数码广场提供各种优惠，从租金、装修、贷款、促销等都全力支持，但也无法扶得起。
单一种族的营运方式，已经形成一个圈子，在这自由竞争市场来说，不是件好事。
然后，扶不起坚持要扶，毕竟这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当年的计划，只可以是政绩，而不能是败局。所以，大马人民信托局（MARA）受命继续玛拉数码广场计划，不让人意外。
问题就在于，玛拉会否吸取“官督民办”的教训，或历史再重演。
安华上阵打扪的胜算/林恩霆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抛出可能考虑到霹雳州打扪国会议席竞选，但可能性高吗？
任何党魁都会考虑自己认为最安全的选区上阵，毕竟调兵遣将的权力在他们的手中，自然占优势去选择一个有利于自己的选区上阵。
看看打扪国会议席在2018年大选的选举成绩，当时代表希望联盟上阵的土着团结党候选人，也是现今土团党署理主席兼青年及体育部长阿末法依查。阿末法依查也是霹雳州前州务大臣，他当时得票3万8661张选票，以5320张多数票打败得票3万3341张选票的前第二财长胡斯尼，以及获得1万4948张的伊斯兰党候选人依布拉欣。
仅靠非马来人选票
我们再看看此选区的种族结构，打扪是全霹雳州最多选民的国会议席，达到10万8000余人，马来选票占66.4%，华裔选民则有20.14%及印裔选民占11.47%，其他种族则有2%。显然地，这是一个马来人明显占多数的选区，这样的选区对公正党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选区。
公正党在柔佛、马六甲及砂拉越州选兵败如山倒，仅在柔佛州选靠华裔候选人张善深以115张多数票保住颜面，避免3场州选连吃蛋的窘境。
在这样的战绩下，公正党明显得不到马来人的支持，仅能靠非马来人选票惊险过关。安华若想到霹雳州打扪上阵的话，想必他必须先考虑国盟所占有的优势，因为仅仅是伊斯兰党就能抢走1万4000票，再加上土团党，或许还有敦马的大军追击，31%的非马来人选票能让安华过关吗？
不仅如此，国阵巫统在这个选区也并非省油的灯，毕竟这个选区过去是由部长坐镇，资源下放不少。安华在这种三路夹击下，即使获得百分之百的非马来选民支持，也未必能全身而退，选择打扪上阵无疑是安华孤注一掷且偏向虎山行的政治赌注。
波德申国席更利希盟
安华目前的波德申国会议席，相对安全许多。波德申（前身是直落甘望）是希盟胜了3届大选的选区，2018年大选中，公正党派出印裔候选人赢了1万7000余张多数票，对手则是印度国大党；安华本身上阵的补选中，也拿下2万3000张多数票。
波德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混合选区，马来选民占43%，华裔选民则有31%，而印裔选民则占22%，其他种族也有2%。
相较波德申与打扪，波德申的对手不强，选民种族结构有利于希盟，更重要的是森美兰州由希盟执政，大臣也是公正党新任副主席拿督斯里阿米努丁，资源分配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
因此，安华离开波德申，到霹雳州打扪去竞选的可能性不高，除非安华想学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李三春到最危险的选区竞选，进而激起全党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