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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月
东方日报（评论）
余澎毅：发展公交最后一里路
近日，某名在野党上议员在网络上批评当今政府的公共交通建设，认为耗资巨额发展的公共交通路线是大白象计划，并不能改善马来西亚日益严重的堵车问题，并建议要全面津贴公共交通服务。
该议员提的问题又是一个马来西亚长期以来无法获得妥善解决的问题。该议员似乎忘了，基础设施才是发展公共交通的“最后一里路”。长期以来，马来西亚许多道路没有人行道，或者一些人行道总是“忽然消失”，更有甚者被一些非法摆摊阻挡，导致路人无法前行。
这一些都是政府要思考的。就比如在吉隆坡，位于大城堡轻快铁站的北部有一大片住宅区，但是住在该区的民众是无法到达近在咫尺的轻快铁站，原因就是当局没有建设一条行人天桥跨过两地之间的莎阿南大道，该站原本期望的公共交通使用率必然减少。
以其他国家的公共交通规划来说，这些车站的两站之间距离或许超过2公里以上，但是当局会在车站建设许多大大小小的出口，民众可以走在地下道中，安全地抵达目的地，无需忍受外头的日晒雨淋。这也是公共交通使用率高的关键，民众有更方便的方式进入地铁站，并不需要烦恼这条跨不过去的马路要怎么办。
对于提倡免费巴士能够缓解堵车问题。这个设想看似不错，但是整体依然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这些巴士要穿行什么路线？是否有趟次密集的时间表？巴士在路上遇到的堵车问题增加了通勤时间，民众是否愿意乘搭？
既然政府已经花了不少纳税人的钱投资在大型的公共交通建设上，是否也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建设人行道？民众并不会介意车站附近的人行道是否是在地下或是地面，他们是希望能够在有盖的人行道上安全地行走。政府也应该立法，对这些在人行道上非法摆摊的摊主处以重罚，因为他们不但影响市容，更是影响行人。
如果政府有心要建设公共交通车站周围的人行道，应该要求每一个建设人行道的规划者或者官员，都应该实地去每一个车站看看，知道民众的不便和愤怒，而不是坐在安乐椅上用键盘和滑鼠来规划这些人行道，这才是提高马来西亚公共交通使用率的最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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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马中关系六百年
依照历史，马中关系是从15世纪开始（1403-1511）的，百年来的马六甲王朝与中国的皇帝有礼仪上的往来，但属于“朝贡关系”，也未有所谓侵略和反侵略的短兵相接，例如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建立友好关系，并未对领土有过侵占的纪录。这是指英国到来之前的一段历程。
及后的1786年，英国占有槟榔屿，又在1819年占有新加坡和在1824年与荷兰交换印尼明古鲁军港取得马六甲的控制权，且在1826年时将三个州并成海峡殖民地，这也加速了英国对中国领土的觊觎。
英国在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通过这间公司先占有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进而在1757年后逐步将整个印度据为己有。从那时起，英国的势力也向南亚移进，更在东南亚及亚洲建立其桥头堡，如缅甸、马来亚及新加坡等，以便英商通过马六甲海峡将一批又一批在印度生产的鸦片运入中国，荼毒中国人民，而捞得钵满盘满。
后来清廷发现鸦片祸害甚大，派遣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林则徐于1838年大举没收英商运来的鸦片。结果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军派其舰艇从马六甲海峡开入南中国海，在顷刻之间拿下中国五大港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任由英国摆布；更进一步，逼使清廷交出香港而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殖民地。可怜的中国烟民也变成“东亚病夫”，再也没有强兵壮体夺回所失去的领土和权益。
近代中国的衰弱与受尽凌辱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通过英国的殖民政策，马来亚、新加坡乃至东马先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聚散地。这种非正常的外交手段也在海外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华人社会。
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日本不但在中国展开大屠杀，也用军舰与美国开战；更将东南亚置于铁蹄之下。
在这时期（1943-1945），因为日本的暴政促使英军与马共秘密开展游击战争（马共是在1930年成立，也是不受英方所欢迎的，但因英国不敌日军，也就与马共联手），一个出人（马共），一个出军火（英方），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结束。
战后英方与马共尚存有短暂的交往，但在英军重临后（1946年），已不需要马共的辅助，因而当中共在战后与国民党进行内战而势力大为膨胀时，英方出了一个绝招，声称共产势力如同“骨牌理论”，会在中国解放后南下将整个东南亚赤化。于是英国在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且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
英国人的虚伪
英国的虚伪是一方面打压和取缔马共在马新的势力；另一方面眼见中共节节胜利，也就在1950年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面人的政治游戏也暴露了英国人的狡黠与不诚，既糊弄了海外华人，也制造了以下的历史悲剧：
如，在1948年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后，先后有近2万名在马来亚的华人（包括家属）被遣送回中国居住。因而有了一本书名《从战场到茶场》就是描述马新华人身份的转变。
在外交上，当时英方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没有与中华民国断交。英方也未派驻大使进驻北京，而英国控制下的马新及东马则高举反共旗帜，且开始阻止马中两国的华人接触。
学者约翰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a）的巨着《马来亚首50年的外交政策》一书就指出，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是采取一面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在1955年东姑与陈平在华玲谈判时，东姑说出的一个结论是：马来亚与共产是势不两立的。
在独立之初，东姑也表明他绝不与任何共产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在1960年马来亚解除紧急状态后，马方的立场则是游离在“两个中国”之间。这种“两个中国”政策是60年代马来西亚的观点，它是一面倒向美国和西方的。
因此，当东姑在1961年提及有意将马来亚扩大成马来西亚概念时，就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印尼及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交恶也导致中国在当年参与支持印尼的立场，并指责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加速了马中关系的失和与冲突。
直到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事件，敦拉萨于1970年取代东姑成为首相后，他才得以扭转马来西亚的亲西方立场，主张马来西亚成为中立、不结盟也不成为任何集团军事成员，有效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促成马来西亚与其他共产国家建交（1972年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终于在1974年与中国建交，带动东盟国家与中国更发展新关系。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不再持有“两个中国”政策，而是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地位，马来西亚立场的转变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
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当美国于七十年代拆除对华的封锁政策48年后，在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又成为一个争论点，中国也发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开始模糊起来。不但在2018年对中国实施贸易关税，而且也禁止华为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交流高科技的研发。美中关系的恶化也自然影响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
例如在2018年，希盟上台后，马哈迪就“腰斩”隆新高铁，接着在2020年接班的慕尤丁又是来一个“切断”的决定，对马中及新加坡的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表面上是马方经济承担不起，实质上则是拖延了东南亚的“泛亚铁路”的发展。际此马新高铁尚遥遥无期开工时，中寮的高铁已通车，也促使泰国快马加鞭完成高铁创举，在这种情势下，马新若是缺席高铁又如何与时并进？
正当马中外交进入冷却阶段的2021年，巧逢时任马来西亚外长希山慕丁，在福建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双方显得格外亲切，有效冲淡了马中的尴尬关系；特别是马方外长以“大哥”来称呼中国外长王毅时，更有其作用的表达，而不是自我“降格”的表现。这对马中关系的好转只会加分，但没想到却受到反对党的批评与指责，除了借题发挥外，也看不出有什么大错，需要双方唇枪舌剑。
再者，当马方的中国特使张庆信在今年8月批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行为不当且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时，却招来外交部长赛夫丁的“澄清”说：这不代表马国外交部的立场。这无疑让人对马来西亚的立场充满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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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振宁：请继续逼希盟给承诺
我国的政治概况，实属国际间的少数奇葩，贪污贪到举世闻名、宗教严重干涉政治、种族政策导致国家发展跋涉难前，可谓百病缠身。假若我国，没天然资源/地理环境作后盾，没每年几千亿营业额的石油收入，恐早已沦为更贫穷等级的国度。
这些问题百姓均能普遍察觉，于是百经折腾下，终于有了308、505和509海啸。然而，新政府上台后作风换汤不换药，把承诺当儿戏，没认真拿出魄力挑战旧陋，反而专注于内斗/外斗，对内争权夺利互扯后腿，对外终日与马华口水战，仿佛舌战赢了国家就能进步。
发现病，还需懂用药。友族继续执迷不悟，抱着金拐杖不肯松手，谁执政都不敢替公务员瘦身，怕得罪金票仓，如此窘境下应如何破局？
首先我们需了解，种族政治是各国政况里最难破除的，远比宗教政治复杂，战争爆发常由种族而来，比如近期的俄乌战争，实际上亦与种族纠纷有几分相关。是以故，若一个国家能侥幸避免这两烫手山芋，则治国困难可谓减半，然极其不幸是我国偏偏两者兼具。
关于宗教政治，政客主要靠分化信徒取利，但涉及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一般较小，且可靠开明派的影响下渐渐改变，邻国印尼是很好例子。反之，种族主义的分化，则涉及政经文教层层面面，尤其以经济利益为诱惑，需知但凡牵涉到金钱则困难必大增。一旦质疑，势必迎来受惠族的大力反对，认为有人要剥夺他们的权益。
更可怕是，我国在选票定江山的制度下，多数民族决定捍卫特殊利益，也就更不可能改变现状。
若要变法，首先是多数民族能觉悟，但这几乎不可能，除非酿就足够强大刺激因素。故此，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华裔必需尝试酿就对变法的有利环境，即利用希盟对华社票源的依赖，一步步改变现状。这是温水煮青蛙的原理，先逼希盟给予承诺，不管有没有实现都好，总之每一届大选，希盟都必须承诺公平对待各族，否则选票源必须让它跌。
通过施压 铲除弊政
唯有如此，才可能继续在未来多年，时时刻刻保持社会对改革的高度信念，亦借承诺之大义，持续对政治人物施压渐铲除弊政。
人性是倾向妥协的，如果我们不逼希盟给予承诺，情况只可能越来越糟，日后不管谁执政，国家效率依旧无法提高，最终只肥了一群政客。要打胜仗首先是不能输，先立于不败之地，普世价值观里的种族平等，就是我们百姓最大的盾，希盟对华社票源的依赖，就是最好的战略优势，千万别愚昧到白白放下手中两大利器。
只有先稳住局面，才能渐渐一一击破，渐渐在各方面，减轻种族政策的张力之影响。这虽然不容易，但时势往往会不断提供大小机遇，这世界没多少事是真不可能发生，但前提是你要先坚持。
需理解，要让友族觉悟非一朝一夕能成，必须转化他们的抗拒心理，而能转化成功的要素，一是让他们看到更大的利益，二则看到种族政策的危害。
其中有二法可成就，第一是，需要希盟不断入校园办教育，小学中学大学都需渗入，向友族学生灌输正确的普世价值，鼓励学生建筑人生理想续为之努力，这种代价是最小的。
第二，则需等待极端糟糕的情况，而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国家破产。唯较极端状况，才可能借友族圈的大批学者与名人，共同酿就民族大反思。没人希望走到这一步，但这是绝地逢生之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最大的错误执着，往往只能靠最痛的经历来觉醒。
故此，与其治标不治本执着改朝，我们更应真正对症下药，以本身选票作为威胁诱饵，逼希盟承诺平等施政，而非只懂一味投给希盟，很多时候看似最快的路径往往是最慢，守住摇摇欲坠的改革温床持续对症下药，才是解决之道。要不然，就算我国能除贪也是一样穷，因为在资源创造与消费上，一直处于不协调的状态，这与国库被贪污掉其实是一样的原理。
虽然，选择这条路将更漫长艰辛，或无法享受一时换政府的痛快，但这是能协助国家痊愈的唯一良方。孤掌难鸣，凭笔者一文就仿佛投石入海般，故祈求有缘阅读此文之广大读者群，同心协力以笔锋之威和口传之速，带起这股反思潮，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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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华楣：吃饭的学问
“吃喝拉撒睡”在幼儿园是大事，老师除了管学习，还兼顾了大量褓母的工作，因为在父母把年幼的孩子送到机构学习，是一个从强褓走向学习的道路，虽然焦点始终离不开学习，但对幼师而言，3-6岁期间更多的是能做好在生活上的自我照顾。
从吸允到长牙咀嚼，幼儿会依循身体不同阶段的发展有不同的反应，大人也会依此更换孩子的食物，从母乳到副食品，再到日常米饭面。在幼儿园里给孩子吃什么，是一门保健的专业学问，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思考。
我在上海的学校，每学期入学期初，小朋友要上一次秤，学期末也要上一次秤，每日还要计算孩子的饭量，孩子平日的餐点由保健老师把关，一周五天不能重复，且要做到吃到五种颜色的蔬菜，传染病前期还要预防，有预备的菜单，如在菜色里加入蒜苗、腌蒜，或夏日玩水后一定要喝姜茶，增强孩子的免疫力。
刚开始到上海的时候，看此安排觉得有趣，后来某年十一月各校受诺如病毒侵蚀幼儿园，但发现平日有乖乖吃蒜的小朋友皆免于侵蚀，便明白其中的用意。
除了健康，幼儿园的餐点安排，我想再提三个有趣的例子，一是学剥虾、二是吃鸡中翅学吐骨，及三给带鱼学吃有刺的鱼。这些在我们的教育课程设计里，未曾出现，但在大陆的学校是重要的事，五、六岁中大班会给有刺的鱼，小中班的孩子给鸡中翅，早餐让孩子自己夹面包，抹果酱等等，都是为了帮忙孩子满足身体的发展完成能照顾自己的能力。
幼儿园刻意在不同的阶段加入某些食物，都是教育设计，有其目的与用意，也希望借此拓展或发展孩子的该项技能。我有一个学生，语言发展很好，但身体技能很差，吃饭时，米饭东掉一点，西掉一点，总是吃得满桌饭粒，中班时吃鸡翅仍不会吐骨，餐桌上每每出现鸡就要哭，直至大班时期，终于会自己吐骨，开心得不得了。这事让我回想，教育不就是成人之美吗？而我们的设计与给予，也只是在成就这件事而已。
餐桌文化
另外，餐桌上的文化，在不同的国家也特别有趣，曾有个从澳洲回上海孩子就因为不会拿筷子、不爱拿筷子，每每吃饭都觉得压力。中国注重拿筷子，除了文化传承，在教育里更有发展幼儿精细动作的用意。在孩子的身体发展在中班下学期，餐桌上本来只有汤匙就会多了筷子的选择，让他们用一个学期学习，在大班上便全面投入筷子，撤走汤匙。拿好筷子，跟拿笔同样属精细动作，要一步步练习，所以在时间上，放在大班是有其用意。
幼儿园的餐饮安排，看来是小事，但处处思考，也是幼师们特别关注的事，有些国家没将此放进教育设计中，但有些国家却刻意置入，主要有其历史因素及当地社会发展脉络思考，马来西亚的幼儿园在餐饮部份比较弹性，也顾及文化因素，像在有多元种族的中小学，我们会照顾不同族群，以清真食物为主，餐具的选择也自由选择，汤匙、叉或筷子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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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言路）
丁杰隆.濒海战舰丑闻—谁为官联企业把关？（星洲言路）
总值90亿令吉的大马皇家海军濒海战舰（LCS）丑闻，争议关键不在证明“战舰是否存在”，而是政府在缴付60亿令吉给主要承保商莫实得海军造船厂（BNS）后，并没有如期在原订2017年交付第一艘，进度不但严重落后，且和政府已缴付的款项不成对比，承保商能否在政府不额外加钱下履行合约完成6艘战舰？
濒海战舰采购计划里充斥政治干预和管理不善问题，并且反映了官联企业缺乏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弊病。事实上，莫实得海军造船厂属于官联企业，隶属莫实得控股（Boustead Holdings），而后者乃是国防卫队基金局（LTAT）的旗舰公司。
谁又坐在这些机构的董事局？根据国防卫队基金局官网，四位独立董事，就有三位来自巫统，包括去年积极参与倒慕尤丁的吉隆坡旺沙玛珠区部主席沙菲宜和巫统最高理事拉兹兰，以及前麻坡国会议员拉查里。在希盟执政时期，土团党最高理事阿甘沙也曾受委独立董事。阿甘沙是已故前吉打州务大臣山努西的儿子。
现任莫实得控股主席是礼端尤索夫，担任部长时的民调评鉴垫底，成为后座议员后也不活跃问政，但大家必定对他积极提倡“飞行车”计划印象深刻。上一任莫实得控股主席是巫统前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卡立。莫实得控股目前其中一位独立董事马武利詹，同样也是来自巫统的前柔佛州行政议员。
从中可见，这些所谓“非执行主席”和“独立董事”，皆是透过政党关系或部长直接委任，又谈何容易“独立”？更何况来自同一政党？在丑闻爆发后的这两周，他们是否有扮演好独立董事的角色，为公共利益把关，要求相关单位进行内部彻查和检讨？他们是否曾提出改善措施，确保战舰能够完成，并避免类似采购弊端再次发生？
国防卫队基金局是联邦政府七大主要投资臂膀之一，其他分别是财长机构、国库控股、国民投资公司、雇员公积金局、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和朝圣基金局。这些投资臂膀的重要在于不单只掌控平民、公务员和军人的退休金，也几乎统御国内经济领域。
根据智库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2020年的报告，在前100家上市企业中，政府投资臂膀直接持股超过91家，持股量近总额的三分一，其中又以通讯、石油、能源、房地产、金融和交通物流等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领域持股最多。
百姓会放心让上述政治人物领导这些机构？百姓可以接受政府把官联企业当作过气政治人物的养老院？但出事的时候却不担当不作为，几乎沉默地像没有一回事发生？
虽然前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推出《官联企业转型计划》时，一再强调要杜绝政治委任，让专业经理人管理官联企业，但政治委任趋势至今并没有减缓，反而更恶劣。
要落实对官联企业更好监管，防范舞弊一再发生，政府是时候减少政治委任和政治干预，更应禁止人民代议士兼差。独立董事的委任应该任人唯贤，教育背景、工作专业必须相符，而非使之成为政治绑桩工具。独立董事也应每两三年轮换，不该由少数精英权贵垄断，连年来去都是那几人，容易陷入同温层效应。此外，政府必须成立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对官联企业的财报和表现进行常年评鉴，而非等至国家总稽查署和国会公账会介入，已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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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德政.华人，华侨与政治正确
最近柔佛州华团欢迎中国驻马大使到访，自称“侨团”，引起本地华文圈子的一番争论。“侨”这个字成为政治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议题，与其语义的嬗变有关。历史上也有其他中文词汇经历过语义嬗变的例子。
例如“小姐”。有人考证这个词汇在宋代文献就已出现，本来是正面含义，是端庄淑女的称呼。但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趋向贬义，成为风尘女子的代称。现在大中华地区的华人社会，在口头用语上，对“小姐”二字的使用也越来越谨慎。还有“同志”。本来是志同道合之士的称呼，孙中山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也说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因此那个年代被人称呼“同志”，是无上的光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上遇到别人时普遍都称“同志”。
但是，随着西方传来的酷儿理论崛起，1980年代香港就有人开始以“同志”指称同性恋，到了现在几乎就是LGBT的代称。现在的华人社会里，称呼“同志”必须很小心，要看整体脉络和语境，否则易引起误会。以上的“小姐”和“同志”，属于社会用词，至于政治用词的语义嬗变，就更敏感了。
例如“支那”，这是早期日本传来的音译汉字，意思就是China，本来是中性词，从明治到大正年间的日本民间和官方，都普遍使用这两个字，连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都曾在书信中自称“支那人”。“支那”演变到带有侮辱性质的蔑称，还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之后，亡国感日重的中国知识分子指责“支那”带有种族歧视的贬义，从此“支那”二字绝少出现在中文文献。
至于“中国”，对早期的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即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陈祯禄在1930年代上书海峡殖民地总督，直陈本地华人面对的困境，当年的中文翻译版写的就是“为何中国人感到不安”。根据那时通用的语境脉络，“华人”和“中国人”意思其实差不多。
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后，“中国”二字固化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概念，海外华人自称“中国人”就带有政治敏感性，遂改用“华侨”、“华人”、“华裔”等字眼取代。“中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文化认同的符号，而是一个有确切实体和清晰国界的国家名称。
到了冷战年代，在“反共排华”阴影笼罩下，海外华人社会一般上自称“华人”，而“华侨”通常指的是在海外定居、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演变到现在，中国的侨办单位到海外进行侨务活动时，一般上都连用“华侨华人”四字，只是在各地不同的“政治正确”需求下，“华侨”与“华人”的表述方式也变得政治敏感，常引起舆论纷争。
在讲究人权至上的当下，连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外劳”二字，都嬗变成带有“污名化”和“妖魔化”成分，一些公民社会团体主张用“外籍移工”来正名，取代有歧视含义的“外劳”。
无论如何，在社交媒体浮躁言论泛滥成灾的年代，遇到意见不合、立场有别、“用词不当”的人，只需理性讨论即可，无需以杀气腾腾的“猎巫”方式，将“非我族类”的言论无限上纲，以表演本身的“政治正确”。
毕竟，历史长河中的语义嬗变例子，多不胜数，对于那些动不动叫嚷“名不正则言不顺”来进行“政治动员”的人，我们还是要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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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荣顺.勿因“侨团”而自我分裂
柔佛州新山一周前爆出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阁下出席一宴会时，舞台屏幕上出现“莅临与柔佛州侨团交流晚宴”字眼，引起华社批评及议论纷纷。此事原本已告一段落，岂知时评人洪伟翔律师在其翱翔天际直播节目中重提此事，他主要是提及我国华人土生土长，不应该自我矮化，自视为侨居在马来西亚的华侨。
此番中肯言论引起主办单位柔佛州中华总会（柔华总）领导的回应，他接受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的电访时以筹办时间短促为由，难免尽如人意，并希望各界大度包容。
然而，他接下来的言论却令人不敢恭维。首先，他指出现侨团字眼事实属十分细微，其中有其背景成因；其次，他也指继续炒作此课题恐怕会造成华社分裂！
根据我参与华团多年的经验，自从我国在1957年独立后，华社和华团在近四五十年来鲜有公开自称为华侨或侨团，除了该领导所谓的背景成因导致中国报、吉隆坡中国公学和中国小学等继续沿用历史留下的名称。
话说回头，假设此事是出自键入侨团字眼者本身对历史知识的苍白和无知，而主办单位有疏于监督和审阅之过，相信要求各界大度包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该领导不自我反省，还在消音之际提醒勿炒作侨团课题以免造成华社分裂问题，简直是危言耸听！
我们都是百分之一百的华裔马来西亚公民，大家都以身为华人而自豪，试问众人本着言论自由议论华人与华侨身分的认知如何会分裂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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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辛阿都拉.大选日期猜谜游戏
当一个国家政府的任期接近届满时，就会出现选举，就像现在一样。许多人想知道第15届全国大选何时举行。
其中一项指标（有人说是最好的指标）是政府提出的国家财政预算案。这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或延续国阵政府多年来一贯的做法。（我们不知道希盟的做法，因为它还没来得及面对全国大选就被推翻了）。
根据前面提到的经验，政府会提出各种让老百姓听着“好听”的奖掖、设施和计划。不能说是空头支票，而是事实上把预算用于吸引人民对政府的兴趣（即支持）。“时任”财政部长提呈的预算案被视为政府在大选前的提前竞选活动。提供各种“糖果”。然后，出现了“大选预算案”一词（或指控）。
许多人认为，当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提呈2023年财政预算案时，政府将提出很多好处。许多人认为，政府将提早提呈，即早于计划，以让依斯迈向国家元首寻求解散国会，为第15届全国大选铺路，如同他的政党，特别是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所要求的，迅速举行大选。
然而，在8月7日，赛夫鲁否认了提前提呈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可能性。“那只是谣言。据我所知，它仍然如期提呈国会，”
“据我所知”是关键词。毕竟，在马来西亚，“谣言”往往会成“真”。因此，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期的事情可以更改或被改。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谈的事与政治息息相关。
但是，如果（我重复“如果”）2023年财政预算案比原定计划提前提呈，那么所有政党，更不用说反对党，都会意识到选举即将到来，并做好准备。就没有了作为政府“武器”的“突然因素”。
然而，仍然活跃在巫统中的纳吉支持者洛曼相信（根据赛夫鲁的话）依斯迈将在明年“才”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这是因为，他说，如果 2023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28日提呈，那么在获得通过之前将需要很长时间来辩论等等。并提呈给国会上议院寻求通过。意思是，到时已经是11月了，他提醒我们11月通常是水灾季节。而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情况会好转。
因此，洛曼说，身为巫统副主席的首相将在11月23日举行大选前出席巫统全国代表大会。洛曼认为，依斯迈 “将因违反他在几次会议中对巫统和国阵做出的承诺而受到巫统代表的责骂”。代表敢公开“攻击”首相？
巫统主席重申他之前一直说的话，如果明年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巫统）国阵将面临更艰难的道路，“随着经济因素和可能增加的通胀率”。因此，扎希说，今年最适合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扎希的预测与赛夫鲁的预测大相径庭，后者在日前接受CNN采访时坚持认为，马来西亚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即实现经济增长及“我们成功控制通胀”。
无论如何，如果扎希的预测是正确的，明年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将让巫统/国阵变得困难。没错，这对巫统/国阵不利，那人民呢？
即使是现在，由于高通胀、昂贵的商品价格和飞涨的生活成本，人民仍在受苦。今年大选还是明年大选，人民的苦处仍然一样。也许明年会更难。不管是2022年还是2023年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人民都一样。不像扎希所担心的对国阵有影响。
然而，如果今年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也许人民会选择一个他们相信能够并且将能够克服扎希所说的糟糕经济问题的政党或联盟。是对国阵有信心吗？还是其他联盟？
回到洛曼对依斯迈的指责。是不是首相在巫统会议上承诺了很多事情，包括最高理事会和政治局，他会立即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他在国阵最高理事会议上是否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
无法确定。但是，依斯迈公开向各界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也即是在公开活动上致词时。
最近，据报道，依斯迈表示，如果国阵妇女组的调查显示选民支持国阵，他将解散国会以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并不是我低估了国阵妇女组的能力，只是依斯迈作为首相，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如此重要的信息。
他有“情报报告”，可以从技术娴熟、效率高的警方政治部那里获取。“军事情报”也同样如此。巫统和国阵也有各种智囊团、顾问和“情报”团队。有各种来源。
据媒体报道，依斯迈说：“并不是我不信任其他人，而是妇女组的‘调查’报告通常是准确的。如果我从国阵妇女那里得到关于选民态度的报告，即国阵将赢得第15届全国大选，我将解散国会。”他是在“哗众取宠”吗？无法确定他说这话时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很认真。
当然，依斯迈在妇女群体中的“个人评价”有所提高。但是，也许工作是向首相提供重要信息的团队会感到被冒犯和沮丧。
与此同时，大家继续追问第15届全国大选何时举行。谜题仍然是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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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威.吾王英明、万岁
马来统治者制度，其起源可追溯至15世纪初，今日却成了最进步的声音，这似乎很奇怪。在光谱的另一端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他们经常出现失误，或更糟的是，在最需要他们的意见时保持沉默。
相反，资深的苏丹们总是大声疾呼，在许多场合甚至提醒宗教人士，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多元化不仅需要获得尊重，而且需要被拥护。
强大的潜在信息是——统治者是各自州属的伊斯兰领袖，这在联邦宪法中清楚阐明。
宗教部长、联邦宗教机构、地方政府和政客，他们也都兼任神学家，并不是宗教团体的领袖。
随着国家在8月31日迎来国庆日，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大马人对我们所爱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甚至是不安。
分裂联盟中争吵不休的政客们并没有给人信心，他们的领导层似乎毫无激情，无法提供希望。
在第65周年国庆日到来之前，目前的政治情绪已经抑制了这个国家的精神。
尽管我们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将这个国家建立在团结和希望的基础上，但种族、宗教和腐败仍在不断困扰及拖累这个国家。
他带领一个反映了马来亚多元种族的领袖代表团到伦敦进行会谈，他的首届内阁也明显是多元化的。
东姑不间断地，包括1980年代在《星报》的热门专栏《As I See It》（如我所见）中说，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国。
但回到2022年，某些宗教团体和个人继续推动他们的强硬宗教议程，但几乎没有政治人物，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党，表达他们的立场或关心。
事实上，许多马来政客选择通过炫耀他们的宗教资历来竞争，或者在面对影响深远的宗教主张时假装看不见并保持沉默。当作为1957年联邦宪法的支柱之一的世俗结构受到挑战时，他们甚至视而不见。
毕竟大选在即，为什么要冒着招致选民中最大的票仓——主要是马来穆斯林——愤怒的风险。
由着名的中庸派马来人组成的马来显要组织（G25）似乎是唯一准备就不断变化的宗教氛围及有必要维护《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发表立场的实体。
说白了，一个看似封建、可追溯至马六甲苏丹王朝的制度，被证明是可靠、有适应性、有吸引力，甚至在现代大马也是如此。
领头的是国家元首和元首后，他们每年都公开祝愿基督徒圣诞快乐，而这一问候被一些人质疑，他们声称这是一种具有基督教内涵的表达方式，应该被禁止。
至于个别州属，特别是三个州属的苏丹，即雪兰莪、柔佛和霹雳州苏丹——一直以来都表达了他们的中庸意识，向大马人，特别是非穆斯林，保证他们的利益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是马来统治者，但他们也是全体大马人的统治者。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肯定是多元化的拥护者，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有着坚定的承诺。陛下也曾多次分享他对腐败弊端的关注。他的演讲都是经过深入研究的，他所传达的信息也是最高质量的。
同时，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对那些利用伊斯兰来阻止盆舞节等文化活动的政客提出了批评，他还禁止政客在雪州清真寺布道。
他的御令于1月1日生效，旨在防止伊斯兰被政治化及被政客在清真寺和祈祷室滥用，从而可能导致穆斯林之间的争吵、摩擦和分裂。
就柔佛州苏丹而言，陛下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人。
2017年，他谴责柔佛州的一家洗衣店落实只限穆斯林的措施，称柔佛州“不是一个塔利班国家”，该州“属于所有种族和信仰”。
苏丹依布拉欣在2015年和2017年的声明中，甚至进一步表示该州已经切断了与强大的联邦政府伊斯兰发展局（Jakim）的联系，并质疑其年度预算为何需要10亿令吉。
陛下还使他那嘹亮的“柔佛民族”（Bangsa Johor）口号深入人心，在柔佛人中有着良好的反响。
当然，这些统治者的理性为大马人提供了一线希望，他们相信中庸仍是可能的，而我们都不应该把领土让给任何宗教或种族的极端分子。
政客们来了又走。他们的利益是短期的，通常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但我们的统治者会一直在这里，无论哪个政党或联盟执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敦马哈迪还在谈论一个所谓的“新概念”，以及一个名为祖国行动的“新运动”，而它是基于马来人和伊斯兰议程的。
当人们听到这样的政治叙事时，清楚显示了新政治思想尚未蓬勃发展。
至少我们的开国先贤们是有远见的。有趣的是，当人们阅读《联邦宪法》时，你会发现它始终使用“The Rulers”（统治者）的字眼，而不是“the Malay Rulers”（马来统治者）。
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吾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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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豪.伊党幻想左拥右抱来维系本身利益
纵观我国的政治气候，各党已经进入大选动员的节奏。对于国阵、希盟和国盟而言，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议席谈判和分配。就这个节骨点，伊党直言它依然希望可以联合巫统和土团党，把议席分配妥当，美其名穆斯林阵线大团结，但它的葫芦里真的在卖这一味药吗？
回顾伊党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发展历史，基本上可以看到三个近乎一样的政治循环。第一个循环，从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烈火莫熄运动把马来政治版图割裂，伊党乘势联合马来社运分子崛起成为势力强大的反对党，一举攻下吉打、登嘉楼，并保住原先的吉兰丹政权。在利用完盟友的力量过后，伊党就重新挂上宗教保守主义旗帜，在本身的势力范围州属内落实狭隘的宗教政策，并逐步和盟友撕破脸皮，到最后退出联盟。而后，伊党就由于不善管理而失去州政权，到最后重新退守吉兰丹。这个崛起-极端化-泡沫的循环，第一个周期始于1999年大选，终于2004年大选。至于第二个周期则始于2008年大选，伊党重新夺得吉打州政权，终结于2013年大选。在第二周期里，伊党同样在崛起过后，就往保守极端主义倾斜，并以失去吉打州政权，和退出民联作为结束。
眼下的伊党，其实处于第三个循环。2018年马来选票被三分天下，造成基层势力范围较小、但是却雷打不动的伊党重新崛起，并重新夺下失去近二十年的登嘉楼政权。在喜来登事变过后，更获得主导吉打州政权。但同样的，20年过去了，伊党并没有改善本身不善治理和危机管理能力薄弱的致命缺点。
进驻中央政权后，来自伊党的环境水务部长端依布拉欣唯一的亮点，几乎就是在国际会议上在没有提供翻译下以马来文致辞。至于和环境、水务有关的课题或政策，部长则是一贯的隐身不然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至于伊党的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则是不择不扣的“倒米王”。年前他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被揭露在全国封城期间跨州到槟城试车，今年则因为华玲土崩事件闹得焦头烂额。
那来届大选，伊党是否会再一次泡沫化，进而重新退守吉兰丹呢？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首先，在2018年的大选，那些讨厌国阵的保守选民其实选择了伊党作为他们的替代选择，造成国阵的选票被分散掉，进而让伊党在吉打、登嘉楼这些原本就拥有很强大基层和支持力度的州属越过执政的门槛。至于在本身势力不强的城市选区，则拉低了国阵的得票，让希盟渔翁得利。在即将来临的选战里，巫统看似已经成功凝聚官司派和官职派的分歧，至少我们看到首相依斯迈并没有阻止巫统展延党选，这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官司派和官职派已经达到基础共识的信号，一个大选已经可以随时进行的信号。
此外，随着纳吉的官司已经进入联邦法院最后的庭审，以及扎希濒海战斗舰（LCS）的丑闻，可以看得出巫统领军大选的权力，已经逐渐转移到署理主席莫哈莫哈山手中。这也可以从他更高调的发声和曝光可以猜得到。这么一来，也让巫统卸下在上一届大选中让它栽了一个跟斗的丑闻报复，算是满血复活了。
一个和丑闻切割的巫统，对伊党来说绝对是一个噩梦。在加上国盟里的盟党根本不给力，一旦再次陷入三角战，那伊党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土团党的的票基本可以略去，民政党无法争取任何非土着票源。无怪，伊党近来频频要求巫统和土团党坐下来协商议席分配，只因它还在妄想左拥右抱，以维系现有的利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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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毓林.报社只能“带动”，不能“代替”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不时仍在思考：若说报纸有“启迪民智，提升文化”，乃至于“维护社会公义”的使命，那么，是要怎样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还有甚么我们是应该去做的？
媒体面对的环境已经变了样，从“大众媒体”走到“自媒体”，从追求社会公义到追求阅读流量，不少媒体素质也变了样。自媒体由个人掌控，大众媒体由群体领导，除了大和小的区别外，灵活性、影响力和社会责任也大相迳庭。
自媒体可以一朝建立起，也可以一夕间消失，潮起潮落，浪花退去了无痕；大众媒体肩负社会使命，面向林林种种，那就不是说想退席就能退席，它还得对群众负责任。这种状况他日会不会改变，谁也说不上来，可目前的局面确是如此。
印刷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庆幸受众群对报纸还有基本的信任感，这种重甸甸的感情是从事大众媒体行业者必须珍惜。如果读者对报纸也失去信任，或报纸辜负了读者的信任，那就沦为轻飘飘的擦身而过感觉，谁也不把谁放在心上。
所以报纸经营者重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致力走进读者的生活里，共同成长，一起面对生命里的浪花。
相较于其他语文报张，华文报更重视于社会责任及参与感。所以，华文报兼具为民喉舌和为社会请命的责任外，也兼具为华文教育活动、华小或独中筹款，为弱势族群争取社会援助，举办各式政经文教活动，甚至重大灾难发生，报馆还摇身一变为筹款和发动赈济的角色，身兼多职。
不知情者常问“报馆去做写新闻以外的事，是不是多此一举了？”，甚至其他语文报章同业也会好奇“这些不该算是记者的工作范围，不是交回给相关单位去执行才对吗？”话虽如此，但对想改变社会现状、怀着使命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却是常常想“索性多做一点、走前一步或多增一分力，说不定就能改善现况”，这团心中的热火，非当事人很难感同身受。
记者心中如果没有这团火，工作就只是工作；心中这团火仍炽热，工作就成了使命感和满足感。
不过，话虽如此，有些事还是需要读者或社会的配合，媒体才能事半功倍发挥更大的力量。读者若冷漠，星星之火何能燎原？有些读者错觉，认为既然报馆或记者关心某件事，那就把责任全放在报馆身上，自己搬椅子吃花生，只管袖手旁观即可。所以形成报馆的担子越来越重，有时还得苟延残喘。
其实报馆的角色更应偏重“启迪”和“唤起醒觉”，而非“肩挑全部责任”。社会责任应是由政府、相关组织，甚至人民一起挑起来，社会才有改变。
有时读者也会好奇问：“为甚么你们减少某方面的报道了？为甚么你们没有长年举办某某活动？你们不办就中断了！”遇到这类问题，我的回应是：“新闻曾经大事报道过，引起了关注，接下来应由相关单住去关心了。”“有些活动，我们举办并带动起来引起关注后，接下来就让有兴趣或觉得有意义的单位去发扬，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和空间继续去发掘未被发现的领域。”
一些活动若由创办就得变成每年必办的“长年活动”，那肩上的包袱重量只是有增无减，迟早压死这头驴子；要驴子驮新物，就得把驮的旧物卸下，让背上有空间配上新物。
所以我觉得报社在某些社会运动方面的责任，在于“启迪、醒觉、带动”，不在于“取代、扛在自己肩上”；可以涉猎，但无法包揽。
政府忽略的部分，我们去提醒，过后让政府做回政府的工作；社团没有想像到的，我们去唤起，过后让社团去延续，可是报社不能取代或代替，不然就角色走调了。──实际上，报社过去投入大量篇幅参与或带起“饥饿三十”、“我讲华语，我考华文”、“爱华文”、“海外华文书市”、“生死学”、“生命教育”等活动，开始推动几年后就逐渐退居幕后淡化本身色彩，正是社会也开始有人在关注、参与和发动并主导，我们就乐得“功成身退”，往新的领域开拓去。
所以，社会和读者必须有此共识，不要把“启迪和带动”的角色和“肩挑责任”的角色混淆。说到底，报馆是社会的一分，不能代替政府，不然，就变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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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政治献金法案是反贪腐的利刃
首相依斯迈沙比利表示，继反跳槽法修宪案在国会通过后，政府将拟议提呈“政治献金法”交由国会表决通过。这个谈论多年，有助于端正国家贪腐歪风、防堵利益输送的法案早就该通过了。
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指称，如果不因提前大选解散国会，那么预计10月的第3周，政治献金法案将提呈国会一读，最快在年底，我国就会产生这项新法案。
部长表示，上周的会议已列出各项指南，包括从政府获得资金的机构、政府关联公司、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一律禁止捐献政治献金。指南中表列可捐献与不可捐献的规定，违反者将面对包括取消国会议员资格的惩罚。
过去由于“无法可管”，所以当政治人物获取政治献金被查获，一向来各说各话，是永远理不清的“罗生门事件”。例如，前首相纳吉涉及26亿令吉，来自沙地王室成员的私人捐款，不管我们信不信，只要政治献金查不到任何有利益输送或刑事犯罪行为，法院就无法定罪，纳吉顶多是被人指指点点说有“道德上的瑕疵”。
只要明文规定的法案未在国会通过，那么政治人物所有来自民间企业或获取政府工程的公司，转个手的捐献分明是贿赂或不当的利益输送，都可以变成合理的政治献金。我们应该还记得国内一位“顶级”的政治人物说过：“我确实获得很多来自各界的礼物馈赠，但我没有给他们好处，有什么问题？”似乎没什么问题，所以“政治献金法案”必须尽快通过，否则贪污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政治献金”？说白了就是企业或个人提供给政治人物的现金、礼物或不动产，而不需要偿还的财物。有被法令约束的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现象，只要献金有金额限制（尤其是财团或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更需公平且明确的规范），每笔款项公开透明，捐款之后不存在违法的“对价关系”就不是贿赂，而是政治献金，所以清廉的政治人物必须直接或间接获取“公开透明”的政治献金当成选举经费。
各国对政治献金的金额多有明确规定，比方说台湾的《政治献金法》就规定，个人对同一政党（或政治团体）每年捐赠总额不得超过4.5万令吉、对同一候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得超过1.5万令吉。至于美国的《联邦选举竞选法》也明文规定，个人在一场选举中对同一候选人的捐赠总额最高为2800美元、对同一州及地方政党每年捐赠总额最多1万美元、对同一联邦政党每年捐赠总额最高3.5万美元。这些都值得我们立法时参考。
只要帐目收支清楚，捐款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候选人胜选后没有提供“好处”酬庸捐赠者，这就是可以被认定的政治献金。但为了防止政治人物与企业集团存在“利益输送”，所以企业的捐款金额必须严格限制；同时为了防止海外洗钱，收受外国捐款更应该严格禁止。也只有这样，前首相纳吉的户头才不会冒出26亿令吉的钜款，且捐献目的不明。
通过“政治献金法”就能杜绝贪腐？也不尽然。所以企业或利益团体馈赠珠宝、名画、现金，而不经由银行转帐，就不容易查。几年前，我国史上最严重的贪污案件之一，警方在沙巴水务局总监阿旺莫哈末达希及副总监张志康等人的住家及办公室分别起获5470万令吉、大量珠宝手饰名表豪车及近20公斤金饰，这还不包括汇出国外的钜款。显然，不只是国州议员可能贪污，地方官员也能化身“鲸吞巨鳄”。
所以“政治献金法案”必须扩及全级官员，同时充分落实公务员（包括国州议员）财产申报法，这些领公帑的官员议员，上台前就必须钜细无遗的把自己的身家公诸于世，下台后再比对任职期间财产的增幅，如果执法者不官官相护，贪污显得困难，政治献金法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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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禄.政治力量vs市场机制：谁是输家？
首相依斯迈沙比利日前造访吉隆坡玛拉数码商场，并指示继续推展这项计划，以让更多土着青年有机会成为资讯科技企业家。
玛拉数码商场的诞生源于一宗偷窃案，并非基于经济理由或市场逻辑，如此“传奇”的出身，预告了它日后的命途多舛。在勉强“催生”之后，纵然当局提供各种优惠与援助，包括6个月免租金等等“好康”，但各地的玛拉数码商场却始终热不起来，商场内一片“冷冷清清”，业者则“凄凄惨惨戚戚”。
经济市场有其运作规则，政治力量强行介入干预，必然碰上阻力，难以顺遂。政府如今强硬扶持玛拉数码商场，无异于逆流而行，违背市场规律。如此大费周章，挥洒资金，到底所为何事？
市场经济并非不可侵犯的“圣牛”（sacred cow），在凯恩斯的倡导下，政府干预市场非新鲜事，而国家动用资源和权力扶持特定产业，也不一定是错的，问题的关键是：这对社会和国家有啥好处？
那么，继续投入资源扶持玛拉数码商场，又有何问题？当然有问题！
问题一，浪费公帑，不符效益。若制定完善计划，带动科研发展，拓建高端产业，日后国家尚可受益，但如今却是动用国家资源勉强扶持一部分数码产品零售业者，对国家未来发展并无益处。
当局扶持玛拉数码商场的资金，并非从天而降的免费午餐，更不是从政治人物口袋里掏出来的私房钱，那是全马人民的血汗钱，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把钱用在恰当之处。
问题二，打乱市场汰弱规律，造成不公平竞争。市场机制可贵之处在于：不搞歧视，实力为先。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谁能提供好产品好服务，谁效率更高失误更少，就更有可能留下来。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方式，激发了企业家的雄心与壮志，不断提高效率，一步一步把世界往前推进。
可是，在玛拉数码商场的例子中，相关业者却获得政府扶助，这对其他商家不公平。当市场不再公平竞争，弱者过度依赖外部援助，纵然勉强站稳阵脚，亦非好事。从普腾到宝腾的国产车演变史，就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殷鉴不远，何以善忘？
问题三，玛拉数码商场是种族政治的“产物”，动机狭隘，不利多元社会融和。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国度，历任政府领导人常把“多元的亮丽风景”挂在嘴边，然而在政策上，却往往对这道风景视而不见，转向盯住单一种族的小格局。
目前，各族之间已有多堵围墙待打破，政府又何必添瓦加砖，再筑围墙？若当局继续左手拆右手建的把戏，种族之墙永远都不可能轰隆一声，倒塌下来。
市场机制的运作，以竞争力为核心，政府要撑玛拉数码商场，就得硬撼这股力量。在这场政治力量vs市场机制的比拼中，无论结果如何，多元种族社会肯定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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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言论）
缩短工时加重成本/南洋社论
继今年5月1日强制落实最低薪金制1500令吉后，人力资源部又有新措施！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拿督阿旺哈欣日前在国会上议院指出，每周最长工时从48小时减至45小时的措施，将于今年9月1日起生效，而政府修改1955年雇佣法令，是为了保障员工福利及让员工享有灵活性的工作时间，这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要求。
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也建议雇主和业者，可通过3种方案落实每周最长工时45小时措施，即雇主可把每日工时减至7个小时半、选择一周内其中一天缩短工时至5个小时，或改为每周5天制。
他也警告雇主，如在落实上述措施时趁机削减员工工资，将被当局对付。
沙拉瓦南强调，挪威、德国、比利时和美国早已落实每周工作40小时的措施，邻国新加坡也落实每周工作44小时。
不过，企业界对此看法不一，并认为政府在没有与企业界对话及商讨的情况下，仓促落实每周工作45小时的措施，对企业界是另一个打击。
众所周知，我国刚步入后疫情时代，各经济领域受到疫情的冲击后，还没有完全复苏，有些还在挣扎求存。
另一方面，马币持续贬值，导致进口的原料成本大幅上涨，企业界面对成本增加，而生意额却不一定增加的不明朗前景之下，政府却在这个时候推出可能加重企业成本的措施，可能会打乱各经济领域复苏的步伐。
政府强制落实每周45小时工时的措施，无疑将加重企业界的人力成本，因缩短工时，意味着一旦要赶工，就必须付加班费。如果以工人的最低薪金是1500令吉计算，每周3小时，1小时为10令吉80仙，每个工人的加班费一个月就是130令吉。如员工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压力。
柔南中小企业公会创会会长郑己胜表示，经过这场冠病疫情，中小企业已经千疮百孔，政府刚在5月落实最低薪金制，9月又落实缩短工时的新条例，会令业者喘不过气。
他促请政府寻找平衡点，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先进国比较，如果成本太高，外资不来，订单减少无法照顾员工，最终是两败俱伤。他呼吁政府重新检讨上述条例，展延至经济稳定再来落实。
我们认为，我国的国情、工作文化、经济情况与生产效率，与美国、德国等先进国不同。这些先进的欧美国家在生产力方面高，缩短工时对生产效率没有影响。而我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技术、技能及生产效率还有待提升，在生产力没有同步提升的情况下，仓促落实缩短工时措施，对经济发展及复苏不利。
政府应该在落实新措施前，与各经济领域的组织及代表对话交流，收集企业界意见，了解业界面对的问题及缩短工时的利弊，再从经济发展与员工福利之间寻找平衡点，落实新措施。
仓促落实新措施，不顾我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复苏不利。 南洋商报
安华转战打扪的烟雾弹/洪伟翔
自人民公正党党选后沉寂多时的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在委任党内最高理事及各州主席时再次跃上版面，而此次受到媒体关注的原因，源自于安华在获得信任霹雳州主席邀约的情况下，首次收口承认正在探寻其他国会选区上阵的可能性，更借着开玩笑的口吻来试探上阵霹雳州打扪国席是否可行。
其实一早就已经明言，要根本没居住于选区内进而疏于照顾选区的安华，再次上阵面临诸多如制水、洪灾等问题的波德申国会议席，本来就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森州如今已被视为即将被巫统取回的前线州，安华必然不会冒险待在原选区，宣布换席位上阵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已。
更何况政绩及形象俱佳的卫生部长凯利，极有可能本身的林茂国会选区被巫统署理主席兼林茂区部主席拿督斯里末哈山夺走上阵的传闻不胫而走。凯利将转战波德申硬碰安华近乎已成为事实之下，要本就不擅长靠自身力量打硬仗的安华留守波德申，无异于天方夜谭。
怕输逃离波德申
因此并不模棱两可也不顾左右而言他，一早就已分析安华必会离开波德申这件事，但这就代表着他真的有兴趣上阵霹雳州打扪选区，以提振公正党在该州低迷的选情，以母鸡带小鸡的精神来增加在霹雳州的胜算吗？这当然是新任州主席郑立糠的如意算盘，但对安华而言可就不是同日而语了。
要知道安华逃离波德申的唯一理由就是怕输，输了大选就等于所有布局皆是功亏一篑，做了超过30年的首相梦就此灰飞烟灭，安华又怎么可能会让此情况出现？因此离开波德申是肯定的，但上阵打扪却绝对是烟雾弹，因为打扪国席之于公正党的胜算，可是要远远低于波德申呀！
波德申不止选民分布平均，虽然巫裔占据大多数，但非巫裔选民，即华印裔相加处于过半的情况，这对一直掌握非巫裔选票的希盟绝对是胜算最大的选区。这也是为何波德申自2008年尚未改名之前，就属于公正党的囊中物，这也是安华为何会在2018年被特赦出狱后，选择出战此选区的原因。
旺阿兹莎必然隐退
但如今波德申如上所述，早已变得不安全，安华离开不过就是等待迟早宣布的事情，可要转战打扪，却等于送羊入虎口，要知道这一直以来都是巫统强区，知道2018年因为巫伊两党竞争导致保守选票分裂，才好不容易让在希盟旗帜下竞选的土团，以不显着的多数票夺下，安华又怎可能把自己送入虎口？
为此可以直言，安华若转战其他选区，其实就只有其老巢峇东埔（现任议员为其女儿努鲁），其妻子旺阿兹莎据守的班丹选区是第二选择，原因简单直接，最保胜算啊！
何况一家三口父母女三人皆在同期担任国会票选议员，这在我国属于史无前例之事。
因此，旺阿兹莎在下届大选隐退实属必然之事，那安华借此取而代之上阵班丹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所以，读者们可别被探风向的烟雾弹给蒙骗了呀！南洋商报
承认错误很难吗?/方城
近年来，每当我国人民在国外有所成就时，他们曾经就读的中小学就会成为媒体焦点。毕竟一名学生的成就，虽然前期的中小学教育是基础，但更多的是看那名学生后期的努力和际遇。
反之，倘若我国子民在国外做了坏事，大概就没有他当年就读的学校会“自取其辱”，认为是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误。
再来，一个大专辩手在赛会上爆粗口，却被某校的观众投选为最佳辩手一事，引起大家议论。许多年轻一代认为那些粗口无伤大雅，是“与时并进”的象征。
学生爆粗校长道歉
我在不敢苟同及感叹“世风日下”之余，该校校长却勇敢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生价值观模糊不清而公开道歉。
为此，我不想议论该名学生说粗口的对错轻重，只是想谈谈事件发生后，领导愿意站出来承担错误的那股勇气！
该名校长认为，教育者应该说出激励人心的话，辩论者也是；辩论场的神圣类如庄严的国会和法庭，是尊敬他人、考虑他人，保障正义和善良。
人们也常说：学校是未来社会领袖的摇篮。学校领导若无法做到承担责任，出了状况就逃之夭夭，那么学生肯定会有样学样，逃避承担责任，以致现今社会普遍上也很难找到“可以担当”的人了。
承认自己不对是需要勇气的，这对那些位高权重者更不是易事。属下犯错，领导可以做到承担错误，在职场上就会得人心，在教育上才能教出肯担当的新生代。可惜的是，现实却不是如此。
一个机构部门、甚至是学校发生事情时，太多领导都惟恐“事有关己”，常常会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企图“洗去嫌疑”。有这样的领导，团队组织一般上缺乏士气，人心散涣，很难会看见进步！
故此，倘若我们还一直把不对的事当成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的社会领导恐怕更无法期许。
大家若去看我们近年来的国会实况报道，就会发现议员口出狂言、语无伦次者时而有之，追溯源头，承认错误真有那么难吗？南洋商报
必有一战?/罗汉洲
中国在台湾周围展开演训后，海内外就出现“中台必有一战”的论调，紧接着又有“中美必有一战”之说。
“中台必有一战”这点很容易理解，惟“中美必有一战”之说则有点不合逻辑，盖两国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彼此没有疆土之争，正是河水不犯井水，但竟然打起仗来，是不是非夷所思？
但不合逻辑的事却往往会发生，因为美国早已以全球盟主自居，世上只要有它看不顺眼的事，它都要管，所以中美发生战争也就合逻辑，因为它要管中国的事。
中美若打仗，肯定是在中国海岸外掀起，换言之，是美国迢迢万里来管中国的事，谁是谁非已一目了然：是美国无理开启争端，即如当年日本渡海侵略中国一般。
美国若攻击中国，肯定是打着“维护民主、自由、人权”的大纛，实际上是要保护他的环球盟主地位，因为美国早已没有资格谈民主、自由及人权了。
中国比美国自由
可不是吗？美国一直指责中国没有民主，这是罔顾事实的抹黑，我曾在本栏说过在疫情前，中国每年有超过1亿人次出国旅游，1亿人次开心出国，开心回国，没有人趁机脱逃，没有人要求政治庇护，这就已足以证明中国是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
迄今为止，超过1000万在中国赚大钱的人挟着数百亿、千亿美元迁居国外，中国任由他们离去。
反观美国，玻璃大王曹德旺给美国敲诈了2.8亿元的弃国税、惩罚税、手续费才得以脱离美国国籍，重新做中国人。俄国银行家严科夫付了7亿美元才得和美国国籍“离婚”。
这事实证明中国比美国有自由，有人权。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要与世界各国共同富裕，为外国建高铁，建铁路、公路，鼓吹外交自主；美国则到处建立军事同盟，一切听他的，号召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
可见中美果真“难免一战”的话，肯定是美国多管闲事，干涉中国内政而不辞万里之遥来攻击中国，但中美大战的后果又是怎样？
我曾在本栏说过，中国历史是一部战争史，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一场五六年或十来年的战争，人口可以折损七八成、八九成，但一个十年二十年的太平无事，人口、经济又恢复往昔繁荣状态。
没人要做陪葬品
美国则从未经过本土战争的考验，倘若战争蔓延到本土，人民大量死亡，来自五湖四海，没有民族观念作为凝聚力的美国人必定惊慌失措，尽作乌兽散，美国要想重新建立起来，难如登天。
但中国在二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美国则必从此沉沦，所以美国必须听取中国外长王毅的警告：别轻举妄动。
中国展开演训后，日本感到特别兴奋，首相岸田文雄马上鼓动美日联合支援台湾，其表现就是巴不得马上向中国开战，好让他趁机“收复”台湾。
岸田文雄讲起大话来就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也不先估量自己的斤両。
先别说日本派兵加入美军对中国开战，单单是让美国利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去攻击中国，中国的导弹就狂炸日本，东京等大城市免不了变成废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大轰炸更惨烈。
美国某智库兵棋推演结果说，如果中国在2026年武统台湾，美国介入，中、美、日、台皆受重创，中国退兵。那纯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不值一哂，中国若决定武统，必倾举国之力，势在必得，无人能挡，更没有人会蠢到去做台湾的陪葬品。南洋商报
谁将团灭?/陈金阙
综艺节目里，常常有组团对抗的情况，一般上节目组为了维持节目的吸引力，都尽量让每个团队的一些成员过关，这样才让支持者一路追看下去。不过，偶尔有时候队伍太过不争气，也会出现整队人马被淘汰的情形，这个叫“团灭”。
就如上期我所说的，来届大选，各政党都没有执政的把握，联盟在国会解散之后解散，在大选成绩揭晓之后再重谈合作，是本届选举的方式。
因为严格来说，这一次的各联盟都不尽如人意，有过河拆桥的，有整队青蛙齐齐跳的，有日子久了反而难以相处的。所以来届大选，在野党的连横对抗合纵说来容易，执行起了还是有如战国时期，别说可能被一党独大的国阵一打就溃不成军，同一个地盘也可能出现互不相让，大家拉着一起死，让国阵渔翁得利的现象。
不过，这一期我们来看看谁会成为大输家。
个人预测，当大选越接近，土着团结党的崩坏就越明显。土团党本来是靠敦马哈迪医生才成团的蚊子党，上届大选一开始竞选52席赢了13席，成绩单只有25分，不及格。不及格不用紧，该党福星高照，霸了个首相席位来坐，这下就鲤鱼跃龙门了。
谈好条件奋力一跳
首相位子一坐下，四方绿衣（注：绿衣–青蛙也，不是草莽英雄）来归附，党魁又是一位靠吸纳跳槽青蛙来强大自己的专家，于是，土团党的国会议席之后开始膨胀，一路增加到28席。
不过老实讲，跳槽的青蛙心思难以揣测，曹营蜀地三心两意。在希盟2020年倒台的时候，土团党虽然开除了以马哈迪为首的5名议员，但是收到9名来自人民公正党的青蛙战士投诚，结果党内国会议员反而增加到32名。
但是好景不常，慕尤丁任相之际，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团队，最后搞得自己都保不住相位，土团党的声势大跌。而跳槽的人民公正党领袖如阿兹敏和祖莱达，似乎也感受到青蛙离水的不妙，心里另有打算。
当祖莱达宣布退党，自组新党，首相并没有把其部长职位“还给”土团党。大家开始觉得国阵逐渐抛离和土团党的连横了。而今祖莱达计划加入巫统，更显示出她在之前可能已经和首相谈好条件，这才奋力一跳，离开土团这艘破船。
团灭土团十拿九稳
这时候，再加上财长的“弃暗投明”，土团党更显得风雨飘摇。土团党的班底大多数是巫统叛将；而巫统深信，这次没有马哈迪的品牌坐镇，仇是报定了，这一次要团灭的目标——土团党，十拿九稳。
实际上，在政治局面，巫统也有必要剿灭土团党，这甚至比击溃希盟或伊党更迫切，因为两者的文化背景太过相似了。所以趁胜追击，将土团党各领袖击败，甚至借刀杀人，利用马哈迪对土团党背叛的仇恨，来分散土团党的选票，一举将两个政敌团灭，一举两得。
土团党势力不如巫统，只求能够在来届大选苟延残喘，等机会翻身，如不团灭，未来必是巫统的大敌。南洋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