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放生，赎罪券 （转发）

宗教，放生，赎罪券

文／蓝弋丰

《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法过程当中，有一立法委员与官员起了冲突，再次挑起放生的争议。

由于台湾民众对于生态科学的观念已相对普及，于是民智已开下舆论一片挞伐，更有许多批评者很快将商业性放生行为，与中世纪欧洲的“赎罪券”相提并论。

正是这个“赎罪券”，在500年前激怒了马丁路德，让他在教会门上钉上《九十五条论纲》，引发宗教改革的大震撼，从此，西方基督宗教分裂，有了天主教与诸多新教之分。

世界上的主流宗教，大体都有劝善惩恶的观念，人们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惜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见得如此。于是，各宗教就得找个办法解释：为何有的善人过得凄惨，有人黑心却能荣华富贵？

事实上，在有轮回转世观念的宗教当中，这个问题很好解答，那就是“轮回果报”。这辈子为何行善却过的惨？因为前辈子做了坏事，有业随身，但这辈子若行善积德，下辈子就会过得好了；相反的，黑心之徒为何有的能享荣华富贵？因为他上辈子积了很多德，但他这辈子造业，所以下辈子就要惨了。反正，无人能得知到底人有没有前后世，或前后世是谁，这种说法也就颠扑不破。

那么，没有轮回转世观念的宗教，如基督宗教，又该如何解套呢？没问题！虽然没有下辈子，但死后大家都要接受审判，做坏事的人虽然生前得意，但死后就得下地狱接受无止境的惩罚；而善人有时困苦，可那是上帝安排的考验，若能坚贞卓绝，死后上了天堂将更有荣耀。

不管是下辈子还是死后审判，总之，主流宗教都会告诉信徒：罪恶会随身带着，死了之后偿还，这样信徒才不会心存侥幸，看到黑心做为之人没有恶报，于是也跟着成天使坏。不过，这种警告还是有副作用。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旦做过坏事，就准备下地狱，或下辈子等着做牛做马，那么干脆别信宗教算了。于是为了符合人性，所有宗教开始设计犯了罪后的“挽救措施”，譬如“积阴德”可以抵销做的坏事，而基督宗教则有赦罪的概念。

在欧美电影中，我们常可看见到教会告解的片段。因为在基督宗教里，当信徒怀着悔改之心向神职人员告解自己所犯下的罪，神职人员就会代表天主赦免信徒的罪过，使信徒与天主及教会重修旧好。不过，要是犯了罪告解一下就没事，那也太容易了吧！所以天主教的神学理论认为，虽然罪的本身已经赦免，但犯罪者仍受制于罪过所遗留的思想与行为，称为“暂罚”，这得透过天主教会大赦才能宽赦“暂罚”。而大赦又分为“完全大赦”与“部分大赦”，前者称为“全大赦”，后者称为“限大赦”。

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希望引导犯罪之人能把害怕惩罚的恐惧心，转换成行善的原动力、洗心革面，譬如虔诚祈祷、施舍济贫等。很快的，教会便发现，原来这个动力，也能转换为帮助教会的力量，尤其当教会有特定急需的时候。

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在西元1073年夺下圣城耶路撒冷时，教宗伍朋二世因而号召发动十字军东征，希望能收复圣城。为了鼓励更多人从军东征，伍朋二世即宣布所有为保卫耶路撒冷教会而参与十字军者，都能获得教会大赦其暂罚；尔后，更扩大到资助十字军东征经费者，即颁予的“大赦证明书”──也就是所谓的“赎罪券”。

到教宗博义八世时，宣布西元1300年为禧年，只要到罗马朝圣的信徒，都可得到“全大赦”。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长途奔波，于是圣赦院随后公告：没办法亲自到罗马朝圣的人，可以用捐款代替实际朝圣。这下子，“赎罪券”跟金钱连结了起来。1476年，教宗思道四世让“赎罪券”还能“推己及人”，告诉信徒应为仍在炼狱中受苦的过世亲友求取“全大赦”，让他们早点脱离苦海升入天堂，没想到赦罪的设计，成了教会良好的收入来源。

日后，天主教会1506年起重建圣伯多禄大殿，却因工程太过浩大迟迟无法完工。教宗良十世为了筹工程经费，派人到处募款，宣传只要是为建造圣伯多禄大殿而捐献金钱，教宗就会颁赐“全大赦”。演变到此，劝人为善的本义，变成纯粹用钱买份心安的交易行为，甚至，有推销“赎罪券”的修士直接了当的说：“银钱投捐献箱响叮当，灵魂立出炼狱上天堂。”

当赦罪竟变成敛财工具，不仅像马丁路德这样的神职人员都看不下去而气愤不已，连同封建贵族也十分不满，因为领地人民的财富，都被教会用赎罪券吸取净尽。于是，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号令一响，许多领主纷纷响应，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神学理论研究，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经济收入着想。

天主教会眼看对“赎罪券”的检讨一发不可收拾，连忙自我反省。于是1562年，在特伦多大公会议上提案禁止以金钱购买大赦；1567年，教宗庇护五世正式批准。从此，“赎罪券”走入历史，虽大赦制度仍旧存在，但纯粹用来作为鼓励与劝善。如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为了鼓励以朝圣精神前往马德里参加世界青年日的信徒，教宗本笃十六世颁赐他们“全大赦”。如此积极的自我检讨，使天主教能在新教风潮中仍站稳脚跟持续发展，至今有将近13亿的信徒。

天主教会与“赎罪券”的历史教训，或许可提供我们对放生争议的解答。古代东亚之所以有放生的文化，最初本是由于古人缺乏生态知识，基于单纯的恻隐之心而为之。没想到结合宗教的轮回善恶果报思想后，变质成为“积阴德”来“消业障”的花钱买心安行为。以至于近年发展出大规模的商业放生活动，不仅引发许多把海水鱼放进淡水、把陆龟放到水中淹死的“放生即放死”之严重问题，且乱放危险物种造成人心惶惶、胡乱释放外来物种还会造成生态浩劫。对照赎罪券历史，“马丁路德”随时会出现。

宗教放生应该回归宗教劝善的基本思想，“放生即放死”根本是造孽，若回归宗教思想，恐怕只会下地狱，绝无可能“积阴德”。所有主流宗教的教义都一再强调：做善事应该要“用心”，不是妄想用钱赎罪或买阴德，要真正行善，必须真正为万物生灵着想。

的确，仍有对生态有益的放生行为。其中一种，就是栖息地被人类侵扰而受伤的野生动物，如遭BB枪、十字弓射伤、遭捕兽夹夹伤，或是被其他人类活动意外伤害的动物，予以收容照料待其康复后，带回原栖息地野放的保育照护工作；另外一种，就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如国宝鱼樱花钩吻鲑，为了避免灭绝，人工孵育后放流到野生环境以增加族群数量的保育复育工作。

此外，为了学术研究、了解生态现况，科学家会抽样捕捉物种，打上追踪标签后放回，虽然这种捕捉后放生的行动，本身对生态没有特别助益，却有助于了解生态情况，以利制定相关保育对策。最后就是在生态方面仍有争议的经济鱼苗放流。目前台湾沿海因过度捕捞与环境污染问题，鱼源显著枯竭，为了增加渔业资源，渔业署研究水产动物增殖放流，透过经济鱼类鱼苗的释放，希望增加日后的渔获量。然生态组织对此尚有疑虑，认为可能造成已经脆弱化的生态失衡，需进一步研究。

许多与时俱进的宗教团体，已经积极进行这类的“智慧放生”，如福智佛教基金会、僧伽医护基金会近年与林务局合作，协助特有生物保育中心野生动物急救站、国立海洋大学、海生馆等单位，野放黑面琵鹭、大冠鹫、绿蠵龟等救伤动物。福智并与渔业相关单位合作进行经济鱼苗放流，并由学术单位追踪结果，调整放流地点、种类与数量，以避免破坏海洋生态平衡。

大赦与金钱脱钩之后，如今又是劝善的良好工具，也维系了天主教的兴旺；台湾宗教信仰的力量，也应该引导到帮助“护生”的生态保育工作之上，如此宗教、生态、社会，可以达成三赢。若舍此不为，故步自封，那不论是宗教也好，参与其中的人物也好，都只会面临改革力量的强大挑战。

• 蓝弋丰，台大医学系毕业，现任科技新报数位内容行销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