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光养晦到树大招风——中国崛起的必然考验 (好文分享)

随着非传统西方各强国崛起，如中国与印度等，传统上支配世界诸国的传统影响力，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当然，这个衰退是相对的，并非说他们绝对实力倒退，而是说，因为其他群雄崛起，分薄了他们传统的影响力。

在这实力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实力的崛起最引人注目，也引起最多争议。尽管，中国一贯强调，崛起是和平崛起，可树大招风，总免不了引起各种疑虑与猜忌，对一超多强中的一超，美国而言，更是如此。

这也是何以近1 0年来，美国想方设法，遏止中国的崛起；只是从长远来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美国这个一超，最终依然得识时务地接受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有其规模优势，只要政治稳定，能做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与物畅其流，中国的综合实力，应有可能在2030年代赶上美国，情形就如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综合实力赶上英国、德国一样。

只要政局稳定能扬长避短，美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决定了美国迟早会赶上英德。同理，中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也决定了只要领导有方，没出现大的动乱，中国也迟早会赶上美国。可说，规模决定了格局，而格局又决定了结局。

历史地看，中国崛起的速度确是很快。回想，1990年代，中国还不那么的令人注目，如美国知名畅销书经济学家莱斯特梭罗（Lester C. Thurow）在1992年出版的《Head to Head》（中译本《世纪之争》）一书里，只认为美、欧、日是未来世界的3大支配力量。其中，他又特别看好欧洲。

可没想到，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发展速度更为惊人，如在2007-2017年均经济增长率10％，世界排名第7高。在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高达12兆美元／50兆令吉，远高于世界排名第2大的日本（4.8兆美元／20.15兆令吉），仅次于美国的19兆美元／约80兆令吉。

按照《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计算，若以购买力计算（而不是上述的美元汇率）在2017年，中国的GDP实为23.9兆美元／100兆令吉，全球第一，高于美国的19.4兆美元／81.43兆令吉；印度则是9.5兆美元／39.8兆令吉，全球排第三高，高于日本的5.4兆美元／22.67兆令吉及德国的4.2兆美元／17.63兆令吉。

申言之，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美国与印度则各别名列第二与第三。

当然，这里谈的是经济总量，若以人均收入计算美国还是远高于中国（6万美元／25.18万令吉对1万美元／4.2万令吉）。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若国家再扶持特定战略性产业，如5G，中国也可能在特定的高科技领域赶上美国。这也是何以美国要在技术上封杀中国的主因。毕竟，中国的市场规模决定了中国有这个潜能。实际，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人才。

专注发展 不生事端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正面的中国责任论或负面的中国威胁论，均突显出，中国已是个大国与强国，而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就得注意中国的国内外动向。中国能否做到大而不骄，强而不霸，是全球特别周边国家关注的要点。远的不说，毕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从现有情况来看，中国应该是全球秩序的一个稳定力量。

因为，中国有两个一百年的宏愿要实现。一个是在2030年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为主），极富与极贫相对少，中层大的蛋型钻石型社会；另一个则是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成为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重点是在建设，因此，中国应不会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各地生事端，而是专注于发展与建设，而发展与建设，又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据此而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中国应依然会是一股相对稳定可靠的大国。

实则，自1978年邓小平掌控实权以来，中国便走务实理性的路线，毛泽东时代那种浪漫、激情的不正常状况应不会重现。本来，中国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一向轻虚重实，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具有意识形态狂热。毛时代是个特定国内外环境下的产品。

就对外关系言，自古以来中国便主要选择走防守的路线，如建万里长城，对周边国家也没有领土野心，即便有时为了平乱而出兵，平乱后也会收兵不长驻 ，这个史实连我国前首相马哈迪也看得出，也据此反驳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问题反是自古以来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要周边国家承认其天朝权威，也要求周边国家朝贡，以示友好。就进贡而言，古代中国王朝也重视礼尚往来，对进贡国还以更多的礼，也就是付出多过取得。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延续的主因。可以说，这也是种国对国的垄断性贸易。

此外，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不干预一国内政，也就是不介入周边国家的内政，让周边国家维持其既存政治社会秩序。理想地看，中国是希望周边国家能实施儒家式的王道仁政，惟并不强加于他国。这是古代中国与当代美国的不同之处。实则，美国的对外政策向来充满双重标准，一方面大谈民主人权，他方面又支持对美国友善的腐败政权。说到底，还是国家利益优先。要否以民主人权名义介入他国内政，就取决于是否符合美国工商界与政治精英的利益。民主人权只是个便利工具，古代中国则否。

天朝中心到平等主权

至于介入他国内政是好是坏，是富有争议的，也常涉及立场先于是非的事宜。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言，基本上依然与古代中国有惊人相似之处，即不介入内政。15世纪郑和下西洋便是一例。偶尔有介入他国事务也限于平乱，平乱后则收兵。虽然也有国家如越南把古中国视为侵入者，惟这主要出于政治的需要。历史地看，自越南在939年建国以来，这千多年来只发生过约20年的中越战争，且是非标准是各有各说。

当然，古代与现代是不一样的。当年小国那种天朝观念并不适用于讲究各国主权平等的现代。申言之，中国有必要调整心态，从天朝中心转向平等主权。毕竟当代即便是小国，也不能接受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今天中国、印度与东盟诸国，基本上均以联合国的外交准则来准则，即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互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及和平共处。这是突出遵守规则的行为准则。

虽然，现阶段中国着重建设与发展而不愿生事端。只是，由于长久以来，这个世界是由西方支配的，故中国的崛起难免会引发复杂多变的各类争议，如把中国崛起形容为刺人伤人的锋利实力（sharppower），而他们那一套则是益人助人的软实力（soft power），这只能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显现，也是中国面对的挑战。

文：孙和声

来源：东方日报（评论） (2020年0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