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亲中不反西——评介《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言论转载)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副题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谁将胜出？”，是台湾学者朱云汉2020的新作。这是一本解释当前世界形势与前景的宏观著作，对政经界与工商界自有其参考价值。这是本亲中不反西，但却认为当代西方有义务重新检讨其即有模式的著作，对亲西反中份子言，难免会引起一定的反弹。

自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东欧与前苏联变天的1990年代，西方主导的主流学术界与媒体均被一股盲目乐观主义所迷惑，认为西式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通行的普世与普遍模式；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个盲目乐观主义日益受到挑战，特别是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与之后欧洲出现债务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已不再那么自大；只是，西方主流媒体与学术界依然致力捍卫西方模式。这其实也只是选择性诠释，受制于政治正确的主观偏好。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普遍出现民粹主义现象，英国成功脱欧、美国出现强调激进单边主义的总统与西方反外情绪递涨，均突显出西方模式正面对考验。当然，面对考验不等于失败，也可能历经考验后，重新出发。这就有待时间证明。西方模式正面对考验，是因为全球化冲击了其既有模式。

这个全球化或有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动力，来自多个方面，特别是科技革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些力量打破了二次战后西方支配的世界，也冲击了西方战后的节制资本与平均财富的社会机制，使得西方内部本身出现了重重矛盾，特别是经济不平等趋势。

在本书，作者花了较多篇幅谈美中关系，其中特别提到，美国的内部矛盾出现外部化的趋势。由于美国是二次战后维持世界霸权式稳定的主导国家。故美国内部矛盾的外化非同小可。如美中贸易战或美欧贸易战，均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次，中国崛起也会引起美中之间产业争霸战如5G争霸战，甚而至于扩大到美中全球领导权的争霸战，和社会体制下政经模式的竞争。

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否足以挑战现有西方模式，是近20年来学术界与媒体的热门课题，如所谓的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论战。当前，许多人关注的是美中会否发生战争，还有一种假设认为，一个新兴强权崛起时，很可能会引发旧强权的不安，而引发两个新旧强权间接战争。

西方须调整中心主义

只是本书作者认为，由于当前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复杂的相互依存或多或少会抑制全面的战争；作者反而较关注由于特朗普总统走激进的单边主义，且有不再愿意承担世界提供公共财如维持国际和平秩序、自由航行权、产权、贸易、国际通行货币与储备金等，具有全球公共服务性质的意愿与能力。若美国退出这个角色，那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

就中国来说，中国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其所推行的一带一路也着重分享而非掠夺。这种强调共荣共享共建的思路，可说是利人利己的倡议；只是，一贯以来西方学术界与主流媒体有很强的自以为是或自鸣正义的倾向，也一贯妖魔化中国，外加上西方民众，特别是美国的民众对外面世界理解不多，很易被引上仇视中国的思路上。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流逝，美国的政治精英迟早也得务实、心平气和地与中国打交道，而非一贯地对中国指手划脚。毕竟，西方与美国本身也是内部矛盾重重，不见得还是典范。不仅是中国，其他非西方国家也不唯西方是从，故西方那种一贯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得调整。

就全球化而言，作者认为虽然近年流行谈逆全球化，可实际上全球化还是在演化而非退化。无疑，就现阶段言，全球化对西方是产生了很大冲击，也在西方社会制造出赢家与输家。大体上，工商界精英、专业人士与城市人口较多是赢家，非精英与乡区人口是输家，以致在选举中出现了“乡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如英国的脱欧派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多为乡区人口。

尽管如此，当前世界还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不仅全球化是如此，中美关系或中国与西方即有模式等，也包含着不确定性因素。故一切还有待观察。

至于西方制度的问题在哪里？为本书写序的郑永年认为，西方的体制起于暴力，如战争与征服，终于民主。只是，发展至今天，这个民主也出现了多种挑战，其中包括政治上愈来愈民主，可经济上却愈来愈不民主（平等）的悖论。之所以，在全球化作用下，资本已不再受制于主权国的民主，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投资流动，寻找更多的财富与缴纳更少的税。这就使人口已趋老化的西方，更难节制资本与平均财富与收入。

进而言之，当代西方普遍出现三恶并举的不良现象，即在政治上政治精英愈来愈没共识，政党也倾向恶斗，使政府成无能政府或是政治人物也更倾向于用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来各走极端，使超然独立的政府难产；从经济上言，资本也不再受制于主权国，而成了无祖国的资本。

从世界范围来说，这是利大于弊，可从主权国特别是发达民主国角度看，这却是大难临头；从社会的角度看，人心易私，已拥有既有权益的人民也不愿放弃既有利益，如养老金与严格的劳工保护政策。这三恶加起来，便使西方乱象频出。

中国体制有其优势

郑永年认为，至少在当前，中国的崛起证明中国的体制有其优势，否则西方何必恐惧中国的崛起。事出必有因，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是三层结构，顶层是国有企业，基层是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而中层则是国有企业与民间大型企业的合作与互动。这是中国特色的混合型经济体制。

从政治面看，中国是个共产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这三权是指决策权、执行权与监察权，是中国自汉朝（2000年前）便已实践的权力分工合作。中国特色带有为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创新，而不是一味仿效西方或跟随传统。

中西体制竞争孰优孰劣，只有时间能证明。个人认为任何体制均有其特定的优势与劣势，是优势大于劣势或劣势大于优势，还得视国情与国际环境而定，而不能一概而论。不顾特有国情盲目模仿他国未必是最佳选择。尽管，人皆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社会结构的国家，也有其个性。易言之，在设计体制时，应普遍性与特殊性皆纳入考虑且要考虑及阶段性变化的可能，才能适者生存。

原文/图自：东方日报（评论）(orientaldaily.com.my) (2020年0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