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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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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计时炸弹？
从年代上来算，英国是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拿下香港岛（第一次鸦片战争），目的是迫使清廷开放港口的同时，也割让香港，以便鸦片能源源不断从印度输入中国来麻痹中国百姓（在清朝统治下，民间的起义终归失败，唯有在清朝气数已尽；尤其是在义和团事件后被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和北京，几乎已国不成国时，才被反清的游勇散兵在武昌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另一方面，英国大举引入中国难民移居香港；更鼓励华人向东南亚移居，后因土地不够用，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拿下九龙半岛；更在1898年租下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土地，为期99年。这样一来，整个香港的面积合起来有1105.6平方公里（计香港岛80.7平方公里、九龙半岛46.9平方公里及新界978平方公里）。
与槟城比较，香港面积稍大一些而已。槟岛有293平方公里，威省有738平方公里，合共1031平方公里。但两地的人口竟有天壤之别，槟城只有1,746,300人口；而香港则有7,482,500人口，后者几乎多了前者4倍有余的人口。若将流动人口（包括游客）计算在内，香港人口企近千万也不足为奇。
有人会问，为何英国拿下槟城和新加坡后，可以不必归还？而香港却非得归还不可？道理很简单，英国拿下香港和九龙，正如新加坡与槟城一样，是永久割让（没有所谓归还），但新界是租期99年，而且新界的面积是最大的。如果中国拿回新界，香港的生存就成问题。因此到了1997年届满99年时，英国不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是不行的。
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英国一直希望“主权”可交还中国，但“治权”仍由英国管理，以确保香港的繁荣。最后在邓小平坚持下，英国首相塔彻尔夫人于1984年与中方赵紫阳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在1997年7月1日举行隆重仪式，标志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这段期间的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也起而响应，以后更是每年都举行烛光游行）。翌年（1990年）公布香港特区基本法。1997年，香港如期回归，董建华当上首任特首。中港实施一国两制。讵料在2003年，香港50万人民上街示威，反对实施第23条国安法（包括授权警方有权进屋搜查嫌犯住宅），最后迫使政府暂搁此条文。
10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人大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阐述香港高度自治不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权有以致之。
2014年，爆发民众示威，及后发展成雨伞运动。前后历时79天，也造成发起人被控上法庭，有者已坐牢。另一方面，在2016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出现港独派议员，在议会内未按章行事，更表明香港不是中国的，而他们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结果有人因之失掉议员资格，但港独运动似乎未有尽头。
本来在2019年，有18万港人参加烛光游行，纪念“六四事件”是一种惯例。不料几天之后（6月9日），因政府将在立法议会提出并通过修订“逃犯条例”，又再一次掀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人说估计百万人参加，也有者说有50万人参加，官方则指有24万余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送中”。
当下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一旦通过修宪，嫌犯可被引渡回中国受审，面对的后果就不得而知。但官方的理由是若不修宪，将无法引渡罪犯。比如在1978年香港报业老板马惜珍因涉贩毒和行贿罪潜逃台湾，因缺乏法令依据，马惜珍继续在台湾从商，直到2015年病逝，终年77岁。
此外，在2016年，一名香港男子被控与家人到泰国旅行期间，性侵未满16岁亲属。待到回港之后，女事主母亲才能报案，将被告绳之以法，但在泰国则不行，双方未有引渡协议，因此港府认为修法是必要的。
再者，于2018年，一名香港男子怀疑在台湾杀害女友后返港，但因港台之间没有司法互相协议，两地政府也就无法把被告引渡到台湾受审。
目前在香港已有两条与外地引渡嫌犯的法令（与20个国家签有引渡条例），但条文指它们不适用于从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即指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的引渡嫌疑犯。因此香港政府要取消这种规定，允许香港执法部门取得行政长官许可后，每一宗案就可向法庭申请引渡许可。不料这个修文当下又再撞板了。究竟政府与民间如何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确是十分迫切的，若进一步演变成罢课罢市甚至动粗就大件事了。
在港府看来，若不修宪，将无法引渡罪犯；若修宪，又引来民众强烈不满和担心。这个僵局尚未有任何缓和，它需要用智慧和协商来折衷处理了，否则它将成为一颗计时炸弹？
文：谢诗坚
文章来源：光华日报 2019年6月16日
香港人的“爱自由”
2年前，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内容是一名年青男子站在东京暮色的寒冬街头，用日语自弹自唱香港Beyond的《海阔天空》；此时，一名相信是香港女孩随着吉打声，用粤语跟唱，随即男子马上转换成香港粤语版继续演唱，女孩瞬间泪崩异乡。当然，这支《海阔天空》视频也打动了数以万计网民的心。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被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是的，Beyond奋战励志人生以及爱自由的精神，通过《海阔天空》传达了满满的正能量，陪着许许多多的香港人度过多少个苦难时刻，甚至成了当今港青的精神图腾。
香港人真的爱“真”自由？
香港人给人的印象都很精明。97回归后，强调公义、民主、人权之声不绝于耳；令人纳闷的是，为何一些斗士选择失忆，不提香港被英国违反人权、践踏民主、不公不义侵吞的黑暗历史？
众所周知，英国殖民政府占领香港之初，是把其当成“毒港”，成为鸦片贸易转运基地，岂会让港人享有西式民主？在香港被侵吞的百多年岁月中，有谁去向“富养爸”争取“真普选”、“真自由”、“真民主”，甚至争个香港人来治港？
为何至今，一些港人对英国殖民主义可给予包容，甚至逃过港式公义批判？不要忘了，香港有今日的繁荣，其中一大主因是当年“穷地主”处于落后、被围堵及对外封闭，当世界经济在二战后走出泥潭时，香港才凭着港口优势发展起来。当年，一些港人是富养爸的一等驯民，却在洋爸吐还土地后，反过来勇于借外力向受限于50年不变、一国两制协议下的“真地主”讨个西式民主。
50年不变的承诺已走了近一半，香港的民主会比洋爸爸当权时后退？答案若是，那岂会容你发动百万人上街抗议行动？岂会让你继续港人治港？
中共政府处理民主、自由、人权的手法，一向难见容于香港，是毋庸质疑的现实，这次因一起命案而起的修法，港府初心不难理解，可是港人对北京的信任未在，因而掀起了滔天巨浪。
港人为理想中的自由而奋上街头的精神，羡煞自由空气稀薄的其他地方，惟也须顾及家国观念，勿忘百年以前的民族耻辱，免沦为他人的马前卒及工具。
南洋社论
文章来源：南洋商报 2019年6月17日
抱着洋腿喊亲爹
香港“反送中”大游行闹得沸沸扬扬，起因是《逃犯条例》修法。《逃犯条例》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存在，根据条例，香港与20个司法管辖区都可以交换逃犯，也就是所谓的“引渡协议”，只是不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按照现行制度，在这3个地方犯罪的人，只要有办法逃回香港，就可以安然无事。
港方这次修法，正是要将这3个地区也加进去，不让罪犯逃脱法网；至于程序或细节的处理，公婆各说各理，谁对与谁错，就看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了。
香港这次修法，与台北大同区紫园旅店的一起命案有关，香港的受害人潘晓颖于2018年2月8日与疑犯陈同佳以情侣关系到台湾旅游；潘晓颖17日在旅店房内被杀，次日弃尸台北捷运竹围站外公园的草丛；男友陈同佳在案发后潜逃回港，就此命案来说，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反对派将事件扭曲成政治课题蓄意滋事，漠视受害人遇害的严重罪行，却担心罪犯受不公审判，这种逻辑和思维真是“天方夜谭”。
网络上载的视频，年轻人拆街道地砖、铁栏作为袭警武器，杂物掷满街道，不但破坏公物，也妨碍民众生计，这叫“和平示威”？
一个青年高喊独立建国，香港万岁，马上被打趴在地上。香港原本就属于中国，任何的叛国行为都“不可原谅”！
有一个3幅图片的构图，大陆青年奋力追求科技强国，香港青年在街头纵火烧车闹事，而台湾青年也在街头丢人现眼，这个画面“很有意思”。
奴才心态
网络言论质问，犯了中国法律，不送回中国审判，那要怎么审？一些中国人到海外，用电话骗中国人民的钱之后躲在香港，如被捉拿不送回中国，那要“如何治罪”？
现场的示威群众挥动英国国旗叫嚣，受英国殖民百年的香港，好不容易才回归中国，好不容易才恢复主权，却还有一大批要继续被殖民的不知什么东西，还要抱着洋大人的腿喊亲爹，这是极度的“奴才心态”。
有些西方国家声援示威行动，指责香港警方动用武力践踏人权，但西方国家的示威民众挨警棍吃水炮就是“罪有应得”了。
清朝末年以来，辱国丧权的事件一再发生，中华民族一直是当时东西方列强的“鱼腩”；割地赔款、盗掠文物，好事没半件，坏事全上门，中国人的悲惨处境真是人不如狗。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复兴的重要时刻，西方的霸权肯定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肯定要利用可以利用的每个机会，阻挠中国从积弱走向富强。台湾、香港的这些举动，都难以摆脱是西方撺掇的阴谋。
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最早的一个口岸，这个背靠大陆的小岛，如果没有中国，会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和海港？1997年的金融大风暴，如果没有后面的大哥挺住，这个小岛能在西方金融大鳄的利爪铁嘴下逃生？
年轻人有热血有理想，追求和向往自由民主也没有错，只是任何的争取或抗争都不可诋毁或践踏国家的尊严、主权和全民利益。网民怒骂有理，不承认中国，不喜欢香港，请你滚蛋！
中国不会没有民主，中国的民主会是迎合中国利益的民主；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肯定也不例外，肯定也是迎合本身需求而度身订造的民主。
自由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这是美丽的谎言，全世界各地的开花运动，哪个地方结成了美好的果实，哪个地方不是战火蔓延的人间炼狱。
有心求变是好事，但求变必须求真求实，求变不是血腥、不是暴力更不是仇恨。有国才会有家，把国毁了，家还会有吗？
陈春福
文章来源：南洋上报 2019年6月17日
“一国两制”陷入破局?
香港因“逃犯条例”的修正，引发港民在6月9日大游行，人数被形容逾百万人，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示威，用以抗议修改“逃犯条例”；理由是一旦在立法议会通过，今后港民被认为犯事就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换句话说，港人若在大陆、台湾和澳门犯事，今后不能有豁免权。而目前的条例显示香港与20个国家有签订引渡条约，但未有与同一“国家”的大陆、台湾和澳门有所谓引渡条例；如今要“完善”制度的漏洞，就得修改相关法律，否则如同去年在台湾涉嫌杀女友的男嫌犯回到香港就没有法律奈何得了，也就享有豁免引渡的权利，继续逍遥法外。
由于这样，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港府认为修例是必要的；不过，西方国家首领、台湾政界人士及香港知识分子和政界也都表态，绝大多数不赞同强行通过修例来撕破当下的一国两制。所谓的“一国两制”虽不是中国独创，却是当今世界最争议的课题之一。因为战后的南北越，也在1975年重归统一了；还有东西德因1990年苏联瓦解，推倒柏林围墙后重归统一。剩下的南北韩虽也在战后分成两个势力范围，但在双方克制下，幸未有严重的擦枪走火；双方在1953年结束韩战，再次确定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韩）；直到今天，两国回归统一仍是遥遥无期。
中国的情况就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历史背景。虽然葡萄牙于1557年占有澳门，但对中国威胁不大；反而是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败清廷，取下香港作为贩运鸦片的桥头堡和作为招来华工远渡东南亚的跳板后，已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842年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
1883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取得越南控制权，中国（清廷）退出对越南的保护。1894-1895的甲午战争，清廷不但失去朝鲜的控制权，也双手奉上台湾岛及硫球群岛予日本。由于越南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不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无权交涉韩越的主权。不过，葡萄牙、英国与美国分别占有的澳门、香港及台湾，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前两者已分别在1999年及1997年回归中国；后者却因复杂的政治问题，一直到今天两岸始终无法“统一”，更因过于分歧而“减少”或“停止”对话。
本来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决意要解放台湾，但因韩国政局风云骤变，陷入战争状态，毛泽东只得将军力押向韩战，支持金日成抗美，而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台湾是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后归还给中国的，当时是蒋介石主政，也就由国民政府接收。蒋介石不但把台湾变成他的后方，而且也准备在台湾建立基地，以便在大陆战败时有退路。结果，政局就是这样变化而来。这更印证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然战败的日本为何要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呢？
避免美国多一个反中筹码
在反共的大前提下，美国也就倾全力保护台湾、南韩和南越及东南亚和其他非共国家，香港则留给英国应对。
70年代因时局有变，在台湾和美国之间，毛泽东只能择其一，不能大小通吃，于是，中美关系的转变远比收复台湾来得重要和迫切，因而有了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地位的头等大事及尼克逊总统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不过，美国还是留有一手，加强对台湾的保护和军援，以阻止中国武统台湾。另一方面，在确定香港前途后，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地让香港和澳门继续其资本主义制度。
本来中国希望能将在香港试验成功的例子有助台湾及早回归，不料台独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抗拒一国两制以外，也反指中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也助长港独之风。
从2003年港人反第23条国安法（授权警方有权到嫌疑人住家进行搜查）（已暂搁置）到今次港人反修改“逃犯条例”已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情势有恶化之虞。在“反送中”之下，港人的离心就更加强烈了。
就此来看，“一国两制”是真正受到考验和审视了。港府与中央政府得步步为营，以和为贵，暂缓修例，双方（港府与民间组织）各退一步平息风波，避免被美国多一个反中筹码，正符合民族大业。
谢诗坚
文章来源： 南洋商报 2019年6月17日
谁是香港反“送中“的木马
6月5日，香港街头爆发了号称百万群众上街反“送中”抗议大游行，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动员。可谓是89年天安门事件的香港版(官方统计游行人数24万）。
反“送中”主要反的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该条例的提出，主要是香港的自由已被外国势力渗透，他们的版图已扩散至学界，商界及文化媒体。他们搞的是港独分离运动，这就触碰了中国的底线，所以才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借以修定旧法令之不足以维持一国两制之和平发展。
外国破坏势力是如何具体存在于香港呢？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四）款规定，在香港合法居留的外国藉民，居留超过7年的均可申请为香港永久居民，但特别之处其在香港可享有领事保护权。
评论员斥旨在搞乱香港
现在这些人士中，出现了许多借言论自由的方便以港独为诱因，最终是搞垮香港。
香港人口730万，拥有外国护照者占7.7%（58万4000）如果其中0.01%或544人是有特别背景的话，香港将无宁日，在这些人物中，以《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马凯（VICTOR MALLET)为代表，他公开邀请港独分子陈浩天到外国记者会（FCC）演讲，那马凯的工作签证到期当然不被延续，否则的话，一旦他居留满7年则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享有其宗主国的领事权而延续其间谍式的活动。
对此香港舆论名人潘丽琼便以”木马屠城记“的”木马“比喻马凯一众在香港打讯息战的西方媒体人士，他们旨在搞乱香港。
其实谁都知道，港独只是反共运动的一个工具，终极不会实现。英国人统治香港157年，百年殖民主义的傲慢孕育了“厌人富贵憎人贫”的港人文化，如今大陆反超香港，阿灿身分互换，香港那些生活失落的无知青年，极易被隐藏的“木马”一推就起哄，终于酿成百万人群反“送中”的历史伤疼。
英国人在97年失去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鹅，心中不忿，其末代总督彭定康精心布下的政治钉子终于发酵。可是今天的香港其GDP仅占全国3%，一时的浮沉不足动摇国本，试想89年开放之初天安门大劫也度过了，今天习近平与特朗普霸权迎面相撞一年了，碰撞愈久，其身影愈形高大；看来港独反“送中”戏码只是大时代剧集的过门音乐而已。
梁语枫
文章来源：南洋商报 2019年6月15日
为何只反送中?
香港政府打算修订《逃犯条例》，不料却引起香港人上街示威抗议，最终又与警察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挂彩，但媒体却几乎一面倒指责警方不该粗暴对待和平示威的群众。
香港已与20个国家订立了引渡协议，但不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香港政府打算修订条例扩大到包括上述三地，以便把在上述三地犯罪的人在一定条件下遣送回去，以免香港成了罪犯的渊薮。
由于据说有七分一香港人参与示威，一向自诩为正义化身的美国马上拟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为示威者打气。
当今世上，不论哪个角落发生政治对抗事件，其中又有涉及对美国不友善一方的，无孔不入的美国情报人员肯定是另一方的幕后操纵者，美国急不及待就出动国会为香港示威者打气，又适逢中美贸易战紧张之际，美国在示威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角色已不言而喻。
以搞示威起家的大马净选盟及一小撮大学生也不甘寂寞，集会发文支持“反送中”。
净选盟一贯作风就是逢游行示威就不问缘由，不分青红皂白给予支持，助纣为虐；至于那班大学生，我敢说他们连《逃犯条例》修改内容都没看过，或许也看不懂，就是跟着人家起哄。
修订内容没不妥
《逃犯条例》修订后，香港可把逃犯送回台湾与澳门，港人对此没有异议，可证明修订的内容没有不妥的地方，那为什么只反对送回内地？第一，反对者心态一如台湾民进党的逢中必反，明明对台湾有利的也照反不误。第二就是基于假设，甚至可说是无理取闹的理由来反对，因为反对者一口咬定中国法庭的审讯不透明，法官受政府控制，不可信；但逃犯必须得到香港法院批准才可引渡回内地，反对者又说香港法院也受中国控制：修订后条例规定在内地犯下可被判7年以上刑事案的才可引渡，政治犯与因宗教或种族案者不能引渡，在香港犯罪者不能引渡，但反对者却说中国会罗织罪名要求引渡。全都是假设的歪理，反对者不是强词夺理兼无理取闹是什么？
就凭一句“不可信”而让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这是香港人要的人权？有示威者企图强行冲进政府总部，向警察投掷石块棍棒，是十足的暴徒，这哪是和平示威？是他们粗暴对待警察在先，净选盟别颠倒是非好吗？
试想想，倘若有人在内地干下谋财害命的事，又或欺诈了大笔钱，一逃到香港就可悠哉游哉生活，这就是示威者要的民主自由？如果有人在广东犯罪，逃到福建就不能治罪，这是民主？
香港“民主之士”动辄游行示威，霸街占道，扰乱民生，没完没了，2047年后，我看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香港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地位与深圳、佛山、惠州等相同，一了百了，耳根清净，如果继续让香港居民拥有特殊地位，对其他中国人可就很不公平，示威者如继续闹下去，也难保中央不会提早接管香港统治权，示威者别逼人太甚。
文章来源： 南洋商报 2019年6月20日 罗汉洲
特首下台：治标不治本？
香港的群众示威反对修改逃犯条例（反送中）从6月12日的百万人大游行到6月16日的140万人（有说200万人，警方估计有33.8万人参加）最大游行，在在显示了问题的严重和危急。这也许是港府始料未及的后果；同样也出乎中央的意料之外，竟因一项修改条例就造成排山倒海而来的失控局面，任谁也不可置信。
即使特首林郑月娥在6月16日向市民道歉，并宣布暂缓修例也不能平息愤怒。示威者在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动下仍不收手，坚持特首收回在12日形容示威形同“暴动”的字眼，更要她鞠躬下台。
有评论界认为林郑月娥将会成为“代罪羔羊”而下台，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林郑月娥当不当特首，而是接手的人能消除争议吗？是否换了领导，市民就不再有抗议了？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刚被释放出来的学运领导黄之锋毫不讳言要打倒林郑月娥，但他没有讲述他们的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此而言，港府与民阵抗争的立场和方案就成为港民的焦点（他们会接受哪一方的论述？将成为香港未来的指引，但港独是不可能的）。
回归前已有抗争
虽然港人抗争与示威并非始于回归之后，而是在回归之前就有发生。例如在1925年6月，广州及香港工人大罢工，25万人卷入，历时4个月。1956年，右派双十暴乱，酿60人死，200馀人受伤。1967年5月，香港左派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引入“文化大革命”造反斗争，直至年底才平息，但并没有危及英方主权的存在。
即便中国在解放后（1949年）已有权力接收香港，但毛泽东不急，他要保留香港成为英殖民地的同时，又成为中国的经济桥头堡。因此到了80年代，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才与英国达成协议，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为安民心，中国推出了“一国两制”，香港五十年不变。换句话说，香港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就有了本身的基本法（宪法），也有本身的政府结构和立法议会。
在中央的承诺下，港民初时以观察的心态看待一国两制，但还是不希望中央干涉的权力。例如港民争取在2017年直选特首，而在2016年直选议员，但不为中国人大所通过，认为必须要循序渐进，主张保留选举人制度，由他们挑选议员候选人或特首候选人，然后才由选民选出。这种隔一层的选举被港人认为不民主也不自由。他们要的是由政党直接提名候选人参选，而由选民直接选出。
所谓选举人是基本法所规定的。这部“宪法”是由人大通过而不能被港民随意改变，即使政治人物或政党提出修宪，也不得要领。在选举条例下，先由主导单位按照各区及行业比例选出“选举人”。最初有400名，目前增至1200名。这批“选举人”的作用是把关，对有意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凡被认为有港独倾向或反华立场者，可被拒绝成为候选人。
不满与诉求被压下
因为中央留有一手，港人的任何不满与诉求也就被压下，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爆发出来。例如在2003年时，在1997年当选特首的董建华在连任后（可任两届共10年），准备在立法议会提出第23条国安法，允许警务人员进入嫌犯住家进行搜查。港人认为此条文冒犯和冲撞港人的自由与人权，结果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
在民情沸腾下，董建华宣布暂缓通过第23条国安法。两年后，即2005年，董建华提早卸职，改由典型的技术官僚“精英”（公务员心态）曾荫权当特首。
当曾荫权在2012年期满后，由梁振英出任特首。公务员出身的林郑月娥具是在2017年，接替梁振英上位，这位外表温婉讲话有序的女特首初时被视为是可以被接受的领导人。因为她既有董建华的形象，又有陈方安生的智睿，也被寄以厚望。
可是由于中美发生贸易战，两岸关系又陷低潮，再增加了港人对一国两制渐失信心之际，提出逃犯条例的修改就忽视了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林郑月娥的失误。
当然林郑月娥在掌权后，她有需要对不完善的条例做出修补。刚巧在去年发生一对香港男女到台湾后，女的被杀害而男的则潜回香港。因为没有引渡法（中国把香港和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存在引渡条例），这位男士只被判刑29个月（罪名是洗黑钱，不是谋杀）。后来受害者的母亲出面要求修例，还其女儿一个公道，才有港府的修例动议，以便可将嫌犯引渡受审。
非换特首就能解决
可是港府在事先未将此事进行公开讨论，只在小范围内与亲中议员和中方组织进行商讨，自然引起香港及专业人士及知识份子借机探测民众心意。未想一场为堵住修例（修例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港民担心将来中方会因各种理由引用此条例将港民押回中国受审）的示威竟然演变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送中”大件事。
这正激发了港民之心，也让特首颜面难堪。但问题不是换人就能解决的，香港不是换了4位特首吗？问题解决了吗？因此如何通过协商寻求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是十分关键的，否则香港在目前的制度和框架下，只能使到中港的离心越来越强，从而全面地破坏了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国两制”。同时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也早已是世界间谍战的角逐场，当然它们不允许修例成功，而打击和阻止它们在香港的特殊任务。这就是西方国家加入“反送中”行动的重要理由。
文章来源：东方日报 谢诗坚 2019年6月20日
中国的挑战来自他人敌视的目光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来自内部的贪婪和好战，那中国的挑战来自他人敌视的目光。
香港反修例的风波，引发点是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不信任，而更明确的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而这也反映事件中呈现严重的政治化炒作，在讨论过程中缺乏了对目前中国司法系统的深入剖析！
早期中国的执法人员和司法官员，不一定经过完整法律培训，部分甚至教育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仍很普遍。在这段期间中国的法院审理工作，水平参差。但到近几年，内地法律界各方面都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律师行都以现代化管理， 亦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考进大学法律系，不少律师更曾在普通法系地区留学。内地法官必须由法律本科毕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再无由外行人出任法官的情况。
中国在2003、2007和2014年进行过三轮司法改革，并开始每三年发布改革纲要。司法改革除了更具体地开展了责任制、纠正冤假错案、引入陪审员制度外，更利用先进的数据处理，强化法院的行政和资讯管理。现时内地法院透过全国法庭联网，所有案件文件可即时存档及供查询。为了了提高审讯的透明度，全国三千多个法庭的聆讯过程以视频直播，法官现在都小心翼翼地审案，连坐姿都要端正。虽然开始时令法官们带来压力，但习惯了严谨、水准便提高，诉讼效率和公平性明显地改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司法改革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法官员额制”，用以确保法院的人力资源调配，从而达到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法官素质及法官待遇的目的。然而，员额制的选拔未能形成标准，原有的法官仍然在论资排辈，都影响改革效果，但随着加强考核，员额制和责任制，对法官的案件审理和裁决，发挥正面作用。
未曾口出恶言
总括来说，内地的司法改革，在强调“依法治国”的方针下，充分利用科技配合，正在逐渐摆脱过去法制不全、有法不依、法治不彰等种种问题。但是中国在法治上的进步和改善，却被失理智的香港人完全抹煞掉。
在香港反修例的闹剧当中，中国政府还没有参与、却输掉了，原因就来自部分香港人的敌视目光。虽然共产党又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党派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仍然存在，但在以欧美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是“原罪”。因此，“国家形象”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弱点，知识份子可能认为说法太娱乐化了，因此称之为“话语权”(Narrative)，但是对普罗大众，“形象”可能更容易了解一些。
当然，这种形象是由贫穷落后的中国，到现在被书写了两百年，而今时今日的欧美传媒，继续会以不苟言笑的习近平来标韱中国政府的刻板，这还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情商高，在公众场合都是面带微笑、从来不曾发怒，否则以目前中美的对抗状态，暴怒的形象会更抢手，相反，所有带着亲切的形象，更不会在欧美主流媒体出现，否则，又怎能和他们描述的“强硬的习近平”，拉上任何关系。正如在欧美传媒的报导中，天安门广场的前景，永远是中国解放军。
再举个例子，普遍主流外媒就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反应，一般是以“强硬回应”来形容，但是和美国的领导层“胁迫、咒骂、嘲讽”的态度截然不同，由去年到现在中国领导人其实从来未曾就中美贸易紏纷口出恶言，并且一直用“贸易磨擦”来形容。就算是官媒，也只是在五月初特朗普发 Twit 反击后，才开始使用“贸易战”这个说法，前线的副总理刘鹤在被摆了一道后，还只是发出了三项声明，表明协议必须是对等和不接受国家主权受损的条文，但是，所有传媒就已经用“中国政府态度强硬”来形容，如果中国真由主席习近平对美国作出严厉批评，未知传媒会否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形容！
金融市场迅速反弹
当然，也有一些评论以此反映中国在贸易战中处于劣势，因此才不敢贸然反击，但是，中国既有稳定的财政状况，也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在贸易冲突中自保。自然，对一个仍在努力发展，偏远地区仍在贫困阶段的中国，必须要有自知之明，继续保持中国稳定、开放、改革、进步，是中国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应有之义。对主权，中国要寸土不让、确立自信；外交，中国可以磋商取舍，建立稳定和平的多边关系，才是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关键。
中国如果拒绝参与G20峰会，会即时向其余三千亿入口中国货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中国同意重新恢复谈判。这种威逼方式，原来最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习近平按计划出席G20峰会，但却拒绝和特朗普举行会议，那双方面只会继续僵持。但中国仍然保持大度，等待这些言论平静下来后，发出声明指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并且因应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愿意和特朗普在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有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言下之意是可以讨论，但也不期待有即时协议，以免被白宫“骑劫！
及后特朗普的声明，也客气得多，将以往一贯的“协议对美国有利”，变成“协议对大家有利”，金融市场就迅速反弹。现在看来，特朗普发个 Twit ，股市就跌个四脚朝天；习近平接个电话，股市就大幅反弹，未知这是否反映出中国和美国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
霍咏强
文章来源：中国报 2019年6月22日
重建互信 方能治本/南洋社论
香港97回归22 周年的周一，反修例行动终于失控，数千名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有人在墙壁上喷漆，有人破坏安全摄像头，示威者变成了暴徒，和平示威变成了暴行。50年不变的香港民主受到冲击、破坏、侵蚀。
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台湾太阳花学运（318学运）占领立法院事件记忆犹新。这是大学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的社会运动。2018年3月，台湾高等法院宣判行动的主要人物林飞帆、陈为廷、黄国昌等22人无罪。
六四事件以来，回顾前苏联解体，2011年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引发了阿拉伯之春，借古鉴今，大部分中国人庆幸今天的40年中国大崛起。
许多国家都有《逃犯条例》，香港示威者却称之“送中条例”，于是衍生反送中游行、示威，进而占领立法会。
中国内地二三线城市快速崛起，一些大城市甚至超越了不进则退的香港，不断的暴力示威只会摧毁香港过去的努力，并且影响深远，尤其目前全球经济低迷时刻。
参与示威的香港人并非没看到这些，香港年轻人的一意孤行，问题始于一个“信”字。用香港话来说是“信你唔过”，比如英国外长亨特促请中国信守移香港移交的条款。
“反送中”是对香港法治的一种冲击，更是彼此互信的撕裂。
香港愤青《致青年：你们没上街的父母根本没有爱过你》短片，逾6分钟内容，不尽是送中条例，却有对父母的不满。或许在乎，所以情绪近乎渲泄、崩溃，而示威时，香港的父母何以不在场，又何以看直播？
若说他们是六四的反省者，觉悟者，这沉默的大部分，香港两代思想的落差，与孩子的代沟，怎不教全球错愕失声，甚至无言？
香港忙碌社会，上代追求生活稳定，而忽略对孩子的关怀与爱，已然彼此互信的极尽摧毁，现代人宝贵的一课。
对比数年前一篇文章， 一名中国青年与一大班香港朋友叙旧时，香港人尽数对中国民主的不信任，却无损沉默中国青年对国家今天成就的认同。
中美贸易战，中国最大本钱在于人民的一路相挺到底。今天，香港缺失的正是彼此的“互信”，对国家如此，对父母如斯。
“反送中”与“逃犯条例”名称的落差，在在说明香港的政治民主，单凭法治，断不能长治久安，唯有重建互信，方能治本。难言香港父母与孩子的明天，更甭说未来！
原文：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03日
有好政府没有好制度/罗汉洲
我看到不少网民在网上留言支持香港“反送中”游行，因为他们说中国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国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是中国不是实行西方式选举制度，政府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不民主，于是“维权人士”声言要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
这理由与某些香港人口中的“真民主”不谋而合，即唯有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来的政府才是民主政府，所以他们反对目前这种由选举人推选政府与首长的“不民主”选举制度。
然而，西方式选举制度未必就能产生民主政府，因为执政党能够操纵选举结果，所以不少国家在选举过就起发生纠纷、骚乱，也有些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却产生独裁者，又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利用职权在选区划分上做手脚，把十多万反对党支持者集中在一个选区，二三万执政党支持者却成一选区，以少胜多，这哪是一人一票的真谛，又哪来民主？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西方式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各国不尽相同，俄罗斯、朝鲜各有她们的选举制度。同是西方阵营国家的选举制度也各师各法，美国人选总统与香港人选特首略为相似，都由选举人选出，美国却自诩是民主的最高典范。我们马来西亚是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制，唯最高领导人是由执政党推举，也不好像美国、香港那样由选举人选出，那么谁才算得上是民主国家？
我推崇邓小平讲的那句话：不论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不论行选举制也好，一党专政也好，能为国家带来强大，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就是好政府，能为人民接受的就是好政府，不必拘泥于一格什么制度。
一些网友附和香港“反送中”者的看法，指中国人没有自由，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凭什么以旁观者身分说中国人没有自由？中国每年有过亿人出境旅游，就业读书可随自己心意，丝毫不受限制，这算不算自由？难道中国人对自由的诠释必须一步一趋地跟随我们吗？
“反送中”者认为有骂政府的权利才是自由，有换政府权利才是民主，但中国人需要这些吗？历经百年战乱、饥荒、丧权辱国、受尽欺凌，共产党政府却把中国带到富足之地，一跃而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强盛，科技发达，人民四出扫货，狂购奢侈品，整个国家脱胎换骨，中国人根本就不想换政府，要这些权利自由干吗。
中国政府是不是好政府？
“反送中”者别闭门造车，应该去中国看，应该走进大城小镇，看居民是否如百年前般的衣衫褴褛、目光呆滞，枯坐路旁。
再到步行街和超市看看，摩肩接踵的中国人个个衣履光鲜，神情欢悦，各种基建发达，与五六十年前判若云泥，可知中国人有个好政府，叫他们换政府他们都不干，你们旁人干号做么？既然实践已证明一党专政最适合中国，何苦偏要去邯郸学步？
中国外长王毅说，人民对政府的“感觉”如何，犹如穿鞋子，舒服不舒服唯有穿者才知道，不由旁人说三道四。
所以，中国的民主、人权、自由，中国人说了算，旁人别瞎操心。
原文: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03日
香港急诊
（甄子曰专栏）
示威变调，香港示威者的抗争之路出现变局。
任何一方的暴力都让人无法接受。立法会遭示威者攻入破坏，有示威者喊出“封死这里，我用生命来守，要走就走，要留就留”，但占领的画面，被打烂立法会物品的画面取代。
没有执法单位放水，铁笼车怎么可能变战车。警方退守政总，立法会多个主要入口自动波失守，大批示威者受鼓舞涌入，霸气占领立法会。
时间回到港府那一边，回魂剧本派上用场。原本说什么错什么的特首，终于可以出场，凌晨4时突然召开记者会，谴责示威者目无法纪，誓言追究到底。示威一变调，示威者就掉入自己挖的陷阱里头；一旦被黑势力染黑，只会越陷越深，断送话语权，失去社会同情。
看到港人的抗争，大马人并不陌生。
抗争本来就是由热情和悲情点燃，当诉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愤怒的示威者的最后一击，就是让权力者感受到人民权力和拳头的滋味。
示威者选对地方，可是用错了方法，那些被破坏的东西，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太对不起追求和平理性抗争的大部分港人了。
抗争污名化
香港一乱，特朗普一赞，北京没面子，剑指外来势力乱港。
北京用算盘，港府看数据，媒体催谷点击率，权贵集团观股市。香港只有数字，没有名字，没有多少人真能用心倾听民意、港府和北京的心声。
示威者被自己封死，香港被自己人玩死，抗争已被污名化，只会更激进化，然后走向疲软、互相谴责泼屎，寻找下一个爆点。
文章： 中国报 2019年7月03日
香港核心价值被摧毁
香港市民在4个星期时间内，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三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场面秩序井然，数以十万计港人以和平手段要求特区政府撤回修例，充分展现香港的民主法治精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遗憾的是，示威者中有人诉诸暴力手段，冲击立法会，大肆搞破坏，这与多次大游行所展现的和平理性，成了强烈的对比，如此暴力行为应予以最严厉谴责。暴力就是暴力，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暴力行为都不能容于民主社会。
香港是法治社会，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自“占领中环”事件以来，香港开始出现一小撮人，认为反对某些政策的唯一办法是诉诸暴力示威。这样的趋势在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中尤其明显，部分示威者除了冲击立法会，之前更包围警察总部、税务大楼及入境事务大楼等，瘫痪政府运作。
示威者以为这样的行动能够展现他们的抗争精神，孰不知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失秩，影响市民及对公务员构成的危险，已经令许多沉默的大多数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反击激进行为，但是，理性的声音未必就容于已经分裂的香港社会。香港核心价值已被摧毁。
7月1日当天，当一群暴力示威者以铁通和铁笼车等工具，撞击立法会玻璃幕墙和玻璃门，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到场劝阻，提醒冲击立法会涉及暴动罪，亦有示威者即场反对冲击行为，然而暴力激进示威者并未理会，结果混乱中有议员被示威者拉扯推倒受伤。在警方防守节节后退后，最终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四处破坏涂鸦。情况显示香港局势已经失控，政府无法回应示威者，立法议员无法平伏港人情绪，警察被示威者针对，这些需时处理的问题，在暴力之后变得更棘手。
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构，是香港法治社会的最高象征，被激进暴力示威者肆意破坏，令许多香港人疑惑不已，不理解此等行为到底目标是什么？有哪些迫切性？这与过去的反对修例示威的目的和要求有何关联性？冲击行动对一些支持反对修例的香港人来说，已经对反修例运动造成巨大伤害。
有学者提醒民主派要小心处理事件，因为冲击立法会不会得到舆论同情。当中有政党更没有谴责暴力行为，反之将事件归咎于特区政府，纵容暴力势必令反修例运动变调，政府的手段可能更强硬，未来暴力行动一旦再升级，绝不是香港人所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也是其他民主社会所要引以为鉴的发展。
作者 ： 星观点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7-03
适可而止
郭健平.路见不平
适可而止，易懂难学。因为人类的贪婪无上限，所以常常无法找到“适可”，以至一直无法“能止”。
香港社会经过2014年占中运动社会撕裂后，近来因为港府欲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方案”引起港人的不满，而引发6月9日的大示威。尔后示威行动越演越烈，直到7月1日22周年的回归日晚，有示威者冲进警方防守的立法会。
这些示威者的手段看似已经过周详的规划，大家冲进立法会后各司其职，很快的有人把立法会布置成灵堂，涂鸦脏话，再喷漆金紫荆，手法娴熟。警方第一时间放弃直接对抗，应该也是考虑到正面冲突对警方和港府的形象不利，也会引起伤亡，所以只好选择放行他们。
占中和反送中，海内外都有不少的同情和支持者。早前的示威影响民众的上班和作息，有人有微言，有人认为为了大局大家都需要忍忍。但是冲击立法会缺乏说服力和道德据点。许多边缘和中坚支持者更是对这样的举动感到极之愤怒。
中坚支持者会认为，这些比较极端的示威者，很容易让社会观感不佳，也让人有借口标签示威者是“暴民”等不利的观感，这样只会吓跑那些边缘支持者。而边缘支持者也可能因此吓坏，一个松散没有大舞台的示威活动，可能因为这样闹分裂而曲终人散。
早前，另有支持警方执法的运动，因为有温拿二虎钟镇涛和谭咏麟的艺人来撑场，而引起民众不满，有人把珍藏多年的温拿唱片给毁了以泄恨，有人诛连九族式的咒骂二人。大家热了起来，似乎只有反政府的才是王道和正义。
回头看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2007年的Bersih 1.0到2016年的Bersih 5.0，因为公民素质的逐年提升，虽有人兴风作浪，但5次的集会最后也和平散场。我们不能忘记，是Bersih支持者敢敢走上街头的民众，有份的促成了2018年发生的首次政权转移。
但是在Bersih的年代，也有支持变天但不出席集会者。有些人可能比较担心法律风险，有人的健康不允许，但不表示他们认同当时腐败的政府。但是这些人就这样被别人标签为“没有用“、”国阵狗“等许许多多不雅的标签。不出席的民众可能早已默默的登记为选民，如果你有去Bersih所有5次的集会，但是却没有登记为选民，何者更为重要？
更何况，要不要上街头是各自的选择。支不支持希盟也是每个人的自由。然后相信一切会在改朝换代之后就会变好的人，最近一直被国阵支持者嘲笑被打脸。现在网络关于政治的争吵，很多都是以前希盟和国阵支持者对骂的内容，只是身分对换了。以前你骂我，现在换我骂你。
如果大家的理性还存在，可能会发现，2018年大选前骂国阵的话，今天有的也很适合套在现在的政府。那时骂希盟的话，现在也发生在国阵的身上。
就是因为大家无法适可而止，导致社会严重撕裂。示威没有错，积极讨论也没有错，但是过度热血及只坚持己见，非要赢才能罢休时，可能就是面临输的开始。
作者 ： 郭健平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7-03
回应安焕然〈什么中华胶〉
言路 谢汶峰.
拜读了安焕然教授于2019年6月23日刊登在《星期天广场》的〈什么中华胶〉一文，笔者的回应如下。
首先，“中华胶”这个名词，其属于贬义或褒义基本没有探讨的意义，在网络世界里，它更多作为被标签的一种形态，而此形态其实是模糊的。而安焕然以自己的经验来否定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网络形态”。
为什么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会分裂成支持中国统一派以及两岸三地派？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对于这三个“国家/地区”的了解和意识形态皆来自各种媒体。从90年代电视台播放的台湾综艺节目、香港的TVB电视剧集，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相关内容（微信朋友圈、微博、网上媒体平台、抖音等等），无不是通过这些传播媒体来获取资讯以及了解当地的人文生活。作为媒体，尤其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媒体，都有自己要表达的那一套。而所表达的内容，或多或少是被规范的，也就造成了今天大马华人会针对中港台3个地方的政治存在不同的观点。
然而，这些人之中，最大的分歧，就属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地缘政治了。且不论我们有没有资格去针对这个两岸三地的政治给予批评或意见，但是当大家所接受的资讯都不同的时候，难免就会出现所谓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根本轮不到我们来提供意见）。
论政治，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是认同“一中”的，也是在联合国里被合法承认的；论商业，14亿人口的市场，大家都争先恐后要进去；论民族主义，我们是汉族；这些都是客观的条件来支持一个人是否支持“中国”，却也不可一概而论。我不否认，我本身是支持“一中”的，但我相信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那你说我是否支持共产党？这就以偏概全了。同样地，今天我也支持香港的自由，但不代表就支持香港人以“自由、民主”的名义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示威活动；今天我欣赏台湾的美丽，但也不代表我支持台湾的政治乱象。
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中国的一切早已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个大国的种种会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力。这个不是所谓的“民族情意结”，这个是对于时事、天下事所给予的敏感度，尤其是对于和中国企业有来往的商人们来说，任何在政策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当然，大部分没意识到这一点的华人，就会简单地为这些人随意套上“中华胶”的说法，然后再大做文章。
那么香港的民主运动又关我们什么事了？其实，根本就不关我们的事！那为什么大家却那么热衷于争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好多以讹传讹的大马华人，在不了解整体事件的背景下，就随意地抛出一句“香港自由”。请问，香港自由关我们事吗？当这些人在喊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抱着的是什么样的心态？这些人对“一国两制”又了解多少？他们是否在香港生活过？或者，更多的是对于“中共”种种的流言蜚语而胡乱以“民主、自由”来“支持”香港？而恰恰，讨伐这些人的，就是看不过眼这些人在没有进一步明辨是非的情况下就随意“香港自由”，因为他们压根是来“乱”的呀！当这部分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开始造成网络上“奇怪”的氛围，而作为反击讨伐他们的人，就这样简单地被套上“中华胶”。
安焕然在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是以香港的送中事件作为起头，我这里就仅以香港作为例子。倘若这个话题真要说下去，连台湾都牵涉进来基本上可以长篇大论一番。就如我一开始说到的，“中华胶”根本不存在贬义或褒义，但是安焕然以自己过往的经验去定义一个在网络世界里的“现象”，甚至还提到的什么“马华”“文化”等等奇怪的论点，这种做法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作者 ： 谢汶峰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7-03
安焕然.别动辄说“中华胶”
〈什么“中华胶”〉一文刊出，星洲网脸书“杀气腾腾”。真不知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细读原文。其实文章的前半段根本就是在呼吁另一派人（但我也不会叫这些人是慕洋犬）不要动辄扣人“中华胶”的帽子，因为那是很侮辱性的贬义词。
原文写得清清楚楚：“什么‘中华胶’？与其说他们是‘中华胶’，不如说他们的‘中华情结’太重吧！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接受华文教育，早年又参与左翼运动付出青春岁月的前辈，他们的心境，或许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嘲讽。”
毕竟我身边太多这些长辈了。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但一直都是好朋友、甚至是我尊敬的长辈。然而，〈什么“中华胶”〉一出，被乱骂一通也就算了，还有一堆人跑出来说：“我就是中华胶”，还说“中华胶”这词不具贬义。
唉！谁说“中华胶”不是贬义词？你知道“中华胶”的出处吗？在香港人讲的话中，你知道什么是“胶”吗？随便上网搜索就有答案：在词源方面，“胶”源自香港网络术语“硬胶”，带有愚蠢、思维僵化之意，而“硬胶”是广东粗口“戆鸠”的谐音，故该词带有贬义。鸠的发音：gau或者kau，你们查一查那是什么意思？就不在这里明说了。太粗。请不要随便扣人“中华胶”的帽子，更不要自称“中华胶”。拜托了！
至于我文章后半段讲的马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其实是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也在努力参与建设的东西。回顾马华文化的建构，就马华文学而言，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已有“南洋色彩”、“马来亚本位”概念的提出。至战后初期更是有“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这些都是“马华”（绝不是马华“公会”）主体性的精神与传统。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华文化”的强调，以及1990年代何启良等马华知识界对“文化马华”的提出，都是在强调马华文化的发展和建构，需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特性，否则就没有“马”的意义了。
1990年代的《边缘评论》写过〈马华文化为什么没有主体性？──从文化救亡及自我矮化心向这两个层面探讨〉（原刊于星洲日报．星洲广场．边缘评论，1997.3.16）和〈再掀一页马华文化本土化运动──给《文化总纲领》和兴革大会一些建议〉（原刊于《星洲日报》星洲广场．边缘评论，1997.3.30）。这两篇较“长篇”的评论如今都收录在我的新书《边缘评论：吾土吾民》（三三出版社，2019.6）里。
就中华文化和马华文化的渊源关系，我20年前的文章已写得很清楚：“在形塑马华文化主体性的当儿，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困扰问题必须消解。所以它不应当仅仅纠缠于模糊不清的‘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上。马华文化的发展，在‘传承’之余，不应是复归文化中国；而是应当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主体，把中华文化视为马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即使在马华文化里是占了主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这种或许带有重建新本位文化的概念，对一向认同和爱护中华文化的人士恐怕很不好受，但我们丝毫没有欲颠覆和对抗的意思，反而一开始就表明容纳中华文化的立场。而且也是希望马华文化的精神内涵能更多彩丰富，更能转化、调适于现代（按：指在地的当下）社会里。”
传承与创造，我们应如何看待马华文化？对于马华文化的发展我们能扮演什么角色？地处东西文化交汇之地，以马来西亚（华人）具备的格局和条件，我们能否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给中华文化，同时亦给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更丰富多彩的参照？
我热爱中华文化，也在学校讲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对古典的、想像的，甚至是当代的“中国”亦有浓厚的感情。但“中国”不是我的祖国。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更是堂堂正正的华人，但就国籍而言，不是“中国人”。就文化上，中华文化当然是身为一个华人传承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脚踏本土，你要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你要有自己的东西，去回儒交流，也和“中国”对话。借一句龙应台的话：风筝飞得再高，线要握在自己的手里。
作者 ： 安焕然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7-07
港人的鸦片性格/蔡元评
香港保安局为了弥补法律漏洞，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原本单纯的法律问题，就此演变成一场歇斯底里的政治闹剧。
高夸人头渲染恐慌
街头运动的基件是人必须多，视频播出时必须一望无际、口号凌厉、动作奇酷。香港人口稠密、空间狭窄、政治高敏感；美欧列强在此探头探脑、见缝插针，成为鼓动反华、挑拨是非的终极擂台。
反对《逃犯条例》，简称“反送中”，运动人数在高峰时被渲染为200万。香港人口750万，每平方公里6700人，按商业中心区计算，密度上升到2万8000，全球最密；即使平常时段，也是人头汹涌。此外，总人口中，未成年儿童、陆港意识一体的成年人、外国人，总计至少400万。以此检视上街人数，等于是其余的350万绝大多数居民都激情的“反中”，非得挤到市中弹丸之地声援不可！从空间与数字关系推论，显然不符逻辑。
不置疑的，是香港环境适合街头演艺，而且全球传媒都在此落户；帮风膨胀、制造恐慌，举手之劳！
罪犯才惧《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在殖民地时代就有。与香港签定移交逃犯协议的有20多个地区，包括英国、法国、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但不包括大陆、台湾和澳门。这次修例要把上述地区也列进去。
根据《逃犯条例》，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地区移交逃犯。犯法的港人、或在港居留的外国人、或未签定协议的地区，例如大陆，都无权引渡犯人。以港台为例。港人在台湾杀害了当地人后逃回香港，因双方未签《逃犯条例》，台湾无权引渡港人回台审判。香港法院若起诉，也往往因证据不足轻轻放过。陆港方面，内地逃港的重犯达300多人；双方无协议，只好眼睁睁看其在港逍遥。
反对派将《逃犯条例》标签化，宣称中国今后可依此从香港引渡政治犯，打击言论自由。法律问题就此被炒成情绪恐慌。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蓬勃开展，三地的联动越来越密切，法律事件也必然越来越多，刑事协助自然会更迫切。修订《逃犯条例》是个甩不掉的课题。
殖民地主义发明“潜规则”
毋庸置疑，港人普遍存在“恐中”情绪。殖民地时代，大陆落后香港，港人自比优越，傲气十足；回归后，大陆华丽转身，剧变排山倒海。技不如人的香港青年，因泄气而失落，因失落而歇斯底里。香港有幸，守住的了金融中心的基本盘，但这份“潜规则”下的优势，对一般港青无直接的利益。
“潜规则” 由殖民主义者原创。指体制之外，不在正式框架运作；却又是广泛认同、起实际作用、大家“遵循”的一种生存模式。“潜规则”隐藏在正式条规下，其特色是无局限性、享受无上的自由，出神入化，有如水下潜艇。相对于“潜规则”的，是“明规则”。
加勒比海有一个著名的避税中心叫英属维尔京群岛。岛上居民仅3万，但从世界各地来此注册的公司却不下50万。为什么？因为根据该岛法律，所有在岛上注册的公司，缴纳登记费后，即可免税经营，并享受“明规则”不容许的条款。例如一人出任股东董事、无需实资注入公司等等。国际大企纷纷在该岛设立离岸公司，走漏洞。非正式统计，各国每年通过该岛洗钱，改头换面的金额高达1.5兆美元。
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潜规则”叫“方便船”，即卖国旗。巴拿马是全球第一旗。商船挂本国旗，开往无邦交地区障碍重重，而且船员配置、通关等都须按“明规则”，一丝不苟。巴拿马以运河接通两大洋的优势，提供简便的注册手续，让船东挂其国旗轻松上路。目前，全球40%商船高飘“方便旗”。“方便船”一如离岸公司，是殖民地主义攻略全球的护身符；说白了，歪主意！
英国鼎盛时，以法律培育一些特别宽松的地带，“黑白两道并济”，使海外作业直线畅通。
英国“潜规则”彰显香港
顶着“亚太金融中心”高帽的香港，是英国“潜规则”的杰作。香港位居伦敦与纽约的中线，在国际时间上有绝对的优势。简单说，伦敦+香港+纽约金融交易24小时覆盖，一气呵成。香港人下班的时候伦敦人上班，伦敦下班时纽约上班，纽约下班时候香港又上班了！此外，香港背靠大陆庞大的商机，面向全球航运吞吐最密集的太平洋，时空都给了香港最大的发展契机。
英国把香港打造为较离岸公司高一格，成为全球最开放的自由港。伦敦、纽约不办的业务，由香港受理。没有关税堡垒、对进出口不限制；金融、航运、货币兑换，资本进出、投资等高度的活络。二战后，香港从劳力动密集转向服务业；金融 、贸易、地产业迅速膨胀发展。回归后，香港在一国两制带动下锋头再扩大，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纨绔丧志必将凋谢
“潜规则”是一种不明讲、不便张扬，潜在暗处，弥补“明规则”的门路。耽溺其中，则如卧吸鸦片，必将纨绔丧志。
香港今日的地位，完全是天时地利、得天独厚，在“潜规则”下形成的。香港的荣景依附在大陆母体上，脐带相连，传送养分；脱离母体，没有存活的机会。香港若继续沉湎在“潜规则”意识型态下，徘徊在多元化技术产业的大门外；奋进的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城市，很快就会稀释香港的光度。
无一技之长，把反中当时髦、瞧不起一国两制、藐视香港法律、只敢挑战警察、不敢正视解放军、只会往殖民地往日余辉中寻梦的香港青年，本文给他一个酷词：不长进的鸦片性格！
（作者为《全球竞争力》主编 www.worldstt.com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07日
李的洺：民主不是应海纳百川吗？
自从香港爆发反送中条例的示威事件后，民主运动看在很多人的眼中，有了很不一样的滋味，有人甚至怀疑，所谓的公民权利，就只许单向选择吗？
是的，香港的所谓民主运动，在多次大游行后，从单纯的和平诉求集会，逐渐蜕变成暴力运动，有些人，忘记了法治制度的重要，从而在破坏法治的基础下，去争取他们所要的民主，这些行为，不但让人傻眼，而且让人惋惜香港的法治制度，竟然比不上“假民主”的虚伪。
根据线上百科知识，民主的定义，就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由经自由选举制度产生的人民代理人行使。”
简括而言，也就是主权在民，少数服从多数人的意愿下，在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人权自由，以及选择自由等的条件下，执行国家管理的方式。
民主诠释布满盲点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度，在诸多别有用心者诠释下，却出现了模糊的盲点，这个制度所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利，在某种政治操作下，变成了单向性发展，有人稍作异议，或者立场不一，立即被人围剿，轻则辱骂了事，重则被人网上抄家，祖宗十八代皆要付出代价。
不相信，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过去发生在台湾、大马和现在香港的政治事件，看一看，是不是如笔者所言。民主只可以是单方面享有的权利，凡异议者都是不知好歹的一群，最后被冠以骂名。
故，在那些比比皆是的民运事件中，到底是民主战胜了正义，还是正义被意识形态中的虚伪绑架了，从而造成民主制度在歪理的诠释下满布盲点，成为笑柄。
为了探索民主的真正意义，笔者希望借一借香港反送中民运活动，来探讨一下，究竟民主是什么东西，是一言堂，还是彼此尊重。
所谓的民主制度既然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自由，那么，为何当有不一样声音的时候，某一方，就没有发表看法的权利，这样算是民主吗？难道民主就应验了港剧中的一句台词“谁大谁恶，谁正确”？
不应围剿不同立场者
话说，香港日前有一批建制派人士，办了一场“挺警察集会”，从而捍卫香港警察的权力，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以防止别有用心人假民主之名，令香港得来不易的法治精神被摧毁。如果，大家稍稍定神，也将会发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举动，完全是无可厚非的行为。
然而，多名香港前辈艺人，却因为出席集会“挺警察”，强调法治制度不能被破坏的情况下，竟成为了反中民众的众矢之的，有人批评，有人责骂，甚至有人无线上岗。如此的公民运动，是正义的一方吗？
简言之，民主赋予人民的，既然是对等权力，也就是说，既是人人意见分歧，也拥有自由的表达权，并没有所谓的我对，你错。
那么，真正拥有民主精神的人，也该知道海纳百川，才能让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难道百鸟争鸣，在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下，是不被允许的吗？如不，怎么就容不下异议者的看法呢？单向的民主，君不觉得很吊诡吗？
东方日报 2019年07月07日
一个香港人的自白/何亦翎
近日香港成很多国际新闻的头条，不欲接触政治的都无一幸免地要间接或直接为自己的立场而表白。
表白自己的意见在当今等于要把友谊、亲情付上赌注。社会的撕裂就如一双冷冷的手，准备把一张张人情的纸撕破似的。
你与我的立场迥异，不单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你死我活。不支持学生示威，就等如不支持民主自由，又或是认同共产主义。不知不觉间，大家都好像忘记尊重不同的立场，才是民主的基石，民智的开始。与朋友闲谈或亲友聚会，都要小心谨慎祸从口出，那怕只是道出心中对当下局势的纳闷。
一不小心，便换来对方的谩骂，甚至友谊的决裂，从此不相往来。情况就如当年雨伞运动，令多年友谊变至老死不相往来。
立场从来不是单一的对等关系。不知从哪时起，什么人都当上专家似的，每每看到一些从网上互传的短片，便无限上纲上线，急不及待妄下定论。在资讯发达的年代，大家反而好像忘了追求真理的重要。
在速食的文化下，只会消费和自己意见相近的信息，对寻求相反意见的资讯不感兴趣之余，更大力反驳。更甚的，可以当眼前的事实置之不理，只求断章取义，令矛盾陷于水深火热。
一个社会的撕裂，遗下的不只是政治的困局，每位香港人也首当其冲。生处乱世不难，难在要睁开双眼，保持中立，以持平的心开放地接收不同的意见。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08日
香港已死”的省思/刘泰安
香港《亚洲周刊》今年7月7日刊登了香港民主党创党成员陈庄勤律师所写的一篇《香港陷入死亡边缘？》文章，评论了香港最近因反修订《逃犯条例》而发生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发人深省！
据知，陈氏的言论观点一向都是比“建制派更建制”，批评泛民，支持政府，早已不见容于“逢中必反”的民主党领导层。奇怪的是，他至今还不退党，似乎等待开除。
陈庄勤文中提到“香港已死”多达6次，条理分明，振振有词。他认为，香港已死于：
（1）恐共与反共的群众选择相信谎言，并且沉醉在谎言构建的亢奋中；
（2）社会上泛滥着以爱护年轻人为借口的矫情、包庇暴力，将施暴者美化为英雄而无人谴责：
（3）政府面对邪恶的暴力与无耻的谎言的不济，无力驳斥谎言，甘向暴力屈服；
（4）有良知的沉默大多数在谎言与暴力面前噤若寒蝉。
他痛斥反对派利用市民不了解修订《逃犯条例》内容，以“反送中”为口号，蛊惑人心，危言耸听，由文宣、引入外国势力干预到实际行动，精心策动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
他的结论是，香港已死在这么多港人甘愿接受谎言、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香港已死在特区政府及主导政府决策的利益持分者在邪恶的暴力与无耻的谎言面前和外国势干预恐吓下屈服，向谎言和暴力投降。
其实，早在香港回归前两年的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便预测“香港已死”，并断言香港在回归后会丧失国际商贸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文会被中文取代，商界会撤离香港，贪污会蔓延等。但来到香港庆祝回归10周年的2007年时，该杂志承认“香港已死”的预测是错误的，并发表了《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的一文，坦言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型肺炎疫情侵袭的困境，经济依然继续发展，坚守着亚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
示威群众有备而来
吊诡的是，香港时至今日都已回归中国22年了，扼杀香港核心价值如人权、法治、自由、公道、平等，再现“香港已死”的悲鸣，却是来自港人本身。
纵观反对派示威群众显然有备而来，戴上头盔、护眼镜、口罩蒙面等进行“和平示威运动”，用砖头、铁枝、不明液体等物件疯狂地向警方人员投掷攻击；还有包围警察总部并以铁链把总部后门锁上，不断以粗口辱骂警员；或对执勤警员人肉搜查起底，以便恐吓警员及其家属。试问维持治安与秩序的香港警务人员的人权何在？
激进的示威者选择在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日晚上闯入立法会，大肄破坏会内设施，包括在墙身喷字、扯下和涂污立法会历任主席的画像等，导致会场满目疮痍。据估数以千万港元计的整修费，将由全体香港纳税人埋单。法治、公道的精神何存？
反对派固然有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但他们霸占街道、堵塞办公楼出入口，剥夺了其他要正常生活或养家糊口的市民和学生的自由，该当何罪？
没有暴政只有暴徒
示威者无耻地留下“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字眼，不啻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且看他们无法无天掀起动乱，警方却未强力清场，甚至打不还手；特首从撤回修例、低声下气道歉、到欲晤大学学生会沟通却被拒，执政力可谓节节败退。这都证明此次风波其实是“没有暴政，只有暴徒”。
美联社在7月2日香港立法会现场采访了一名英国人，提及暴徒冲击香港立法会事件时，直言香港太自由了。如果这些示威者面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防暴警察，后者会使用真正的子弹，而不是橡胶子弹，因此会导致几十甚至几百人伤亡。
相信这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传令港府处理示威事件“不准流血”，所以香港执法当局才会一忍再忍，助长了暴徒姿意妄为的气焰。
另一方面，在此事件中可见有示威者挥舞英国国旗，也有用粗口辱骂内地人为“支那人”。令人不解的是，目前的香港年轻人在22年前回归时不是还未出生，就是黄毛小孩，怎会“脊恋”港英殖民时代，或“响往”宗主国的一切？
社媒日前传发一个自称英国人，署名Michael Tanner的短讯，促请港人不要使用“米字旗”来示威，因为他们不是英国的一分子，英国也不要他们。如果港人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中国，有一天也必定会背叛英国。人们不会同情这些不良分子，反而会鄙视他们缺乏自尊、低俗人格、受到误导、无知和自私。实在骂得好啊！
如果当今“一国两制”的香港已死，那么期望香港重生是否惟有提早28年实现“一国一制”之途？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09日
林郑一小步 中国一大步
南洋社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周二出席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前，主动提出掀起争议的《逃犯条例》，指这项修例已“寿终正寝”，也用英文重复指修例“已死”。
虽然林郑没有依循“和平示威者”要求她用“撤回”修例一词，不过已经二度道歉的林郑的这一小步退让，已是中国的一大步。
为了纾缓1997年回归中国后各方的忧虑，当时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政治解决方式。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条文所指“香港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中方把“一国两制”方针视为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但来到今天，香港如沉默的火山突然爆发，掀起“反送中”大示威，已使到此政策受到考验，也显露“一国两制”对中方存在的政治风险。
中国在1997年还远远落在世界之后，到今日力争上游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只以短短30年就把香港旁的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日国内生产总值首度超越香港，在在道出中共治理下的中国，正以惊人速度在各个领域“弯道超车”。中共，正朝向建构超级强国的轨道上大步迈进。
不过这一切，在反共、恐共、反中、仇中、反回归、抱敌者眼中，都无法说服他们接受中国的治理，甚至经“反送中”一役，“港独”更露出了尾巴。
“港独”才是这批人所要，也是中方敌人所要，因而有人甘当别人的棋子反制中方。
“反送中”暴乱已被视为外国策划的“颜色革命”，一场大示威不是一夜之间爆发，而是酝酿多时。
中国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虽然布局力防南海、台独、甲峡航道、甚至中东火药桶被点燃，但对手棋高一着，在香港下了直捣黄龙的棋局。
中国对香港投鼠忌器，而在国与国的暗战中，绝对没有正义与公义可言，出手者不计后果只求乱中取胜。“反送中”是有策划性的，对致力维持香港繁荣的中方，是一挫折。
不必太久，“反送中”这一套模式会被对手不断复制，道理很简单，那是香港已经出现反中仇中之势，对手岂会轻易放手？在较量过程中，没有正义，只有利益，若以谦谦君子的手法应对，注定吃下暗亏，甚至惨败。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11日
一国两制下的6大失误/谢诗坚
1980年，我首次踏足广州，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还看不到变化。生活在香港的人似乎有“满足感”，也就形容从大陆来的中国居民为“老表”，即意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之类的有隔膜的“远亲”吧！既带着轻蔑，也认为大陆人“不够文明”，但还不至于把他们视为另类人。
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4年，邓小平促成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公报》，指定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一时之间一度掀起移民潮；后来，中港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不时体现出香港依然是“马照跑，舞照跳”；邓小平更是承诺香港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由来。
为了让香港“独树一帜”，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规划和制定对港人有利的条件。因为中国内地十分依赖香港引资和在内陆开展工业，大兴土木造福大陆人民，也就对香港另眼相待。
基于这种心态，中国政府的高层和香港的精英也就按照“不可杀掉生金蛋的香港”的念想，小心翼翼地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宪法）。除了香港没有外交、国防和公安权力（尚保留一些）以外，香港享有比其他自治区更大的“自主权”；换句话说，香港人不要第23条国安法，不要“犯罪条例”，也乖离一国两制的原则，提出了港独和“我不是中国人”的怪论，都变得振振有词了。
对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罗力（1947年；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及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理事长）因长驻深圳对香港各方很是熟悉，也就开宗明义指出中央对香港的6大失误，我也对他的评论作了补充。
（1）香港回归后，过分强调“两制”，而不是一国，主要是担心港人不接受中共统治的理念；尤其是担心台湾人的“抗拒”，因此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说法。一方面用以安抚港人之心，另一方面给大陆人来港制造障碍，只顾港人感受，不理大陆人的“反感”。
靠大资本家管理香港
（2）香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忽略了广大港人的利益；尤其忽视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他举例香港的大资本家垄断了房地产、物流、金融、电力及电讯等等的公共服务业，造成许多香港人多是为大资本家打工，心中的不满油然而生；尤其在工资赶不上生活开销和失业威胁下，他们成了今日反港府的先锋队，而且首任特首也是大资本家出身的富二代。
本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府应热情接待工人及中产阶级的代表，但改革开放后却变成向大资本家招手。这已开始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许多左翼分子一度质疑，中共的政权性质改变了么？为什么只见大老板，不见中下层人士的人民代表被中国官方重视？
（3）为保住两制，当2004年50万人上街反第23条国安法时，政府退缩了，直到今天也没有通过。有人质问：为何董建华在首届任期中，当大多数港人对中共表支持时却不提出第23条文法案？反而在第二任期内才提出。自此之后，“街头政治”成为港人的武器。例如2014年的“占中”行动，历时79天，就是利用港府软弱的心理，而有了雨伞行动。
送“大礼”满足港人需求
（4）为了满足港人的需求，中央不断给港民送“大礼物”。例如当香港面对产业空洞化和加工贸易遇到瓶颈时，中央就开放给大陆人来香港“自由行”，从而刺激香港低端的服务业；其结果是造成市场物价高涨和地产楼市价提高，到头来是港民身受其苦，而对大陆人的到来给予抗议。反过来若没有大批大陆人涌入，港人的生意又如何维持下去？还有中央也允许港人将低端制造业北移珠三角，导致今日的香港只有两万人在制造业服务，出现制造业的被“空洞化”。
（5）政府没有积极地将香港经济转型，而是采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主义政策，减少或不干预市场经济。这也非正确之道，而是政府应在必要时介入支持香港的转型，如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都是在必要时由政府主导政策（特朗普通过政府压力，禁止将高端产品售华为即为一例）。不过，港府似乎采纳了老子的“无为”学说。
（6）这一点很重要，中央早就应将大量大陆人移向香港，并介入英国式的政治游戏，用政党政治来推动民主，进而控制政党的运作。
这使我想起已故林苍佑（前槟州首席部长）的一句话。他说，马共陈平的失败是因为他坚持共产主义，而不会加入英国的民主游戏来争取权力。是的，如果大陆早有此一手，今天面对的是港人党派之争，而不是事事指向中央和港府。反正中央已握住刀柄，政党政治是翻不了天的。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22日
香港示威岂能与五四相提并论? —再答YB刘永山（下篇）/瑜夫
1982年9月24日上午，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会谈一开始，“铁娘子”就先发制人。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表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3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所以，1982年至1997年的15年间，为了不让谈判增加不必要的困扰，当然不可能允许港英殖民地政府进行任何不怀好意的选举改革，当然也包括1992年10月7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提议的政改。
完整的香港基本法可以从网上读到，1985年由基本法起草委会负责起草，委员包括了香港人士和大陆人士；基本法当中清楚写明香港须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1997年第一届立法议会有1）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有30人；2）选举委员会选举议员有6人；3）分区直选议员24人；2005年第三届分区直选议员增加到30人，2012年第五届直选议员增加至35人。
参考文件二十四：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区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所谓办法。（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选举人……。（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选举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关于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现行规定不作修改，……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所以，YB刘永山本月15及16日在《南洋商报》发表的〈大马人不知的香港己亥事变〉一文中所言中央没有给予相关民主是不实的，中央乃根据基本法循序渐进赋予港人民主。
YB刘永山既然肯花费宝贵时间找到港英政府早于五十年代就有意在香港推行普选，YB为何不回到1919年看看，英法等国为何要欺凌衰弱的民国政府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割让给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如何火烧圆明园，如何洗劫北京？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抢了九龙半岛；1840年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占领了香港。纵观以上历史事件，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期望英国人会善待中国人。
以上我说了这么多只是在回应YB刘永山回答我的文章中之论点，而其实我们已掉落民主制度有如万灵丹的意识形态陷阱；邻国菲律宾不是民主国家吗？今天其大量贫困的人民仍须到垃圾堆中寻生活，捡别人抛弃的食物；印度打从1946年独立，她的火车运输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时代；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当初确走一段错路，1978年改革开放后，摸索出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到数亿计贫困人民脱贫，今天虽然有人说中国是独裁的，是没有自由的，请看每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到国外旅游，若中国没有自由，他们会回去吗？
无法脱离祖国而生存
如今中国经济与科技的成长已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正受到美国在经济、军事及科技等各方面的围堵。所以制度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富强，真正能带给人民福祉的是需要有一班诚心诚意为国为民的领导班子。
让我们再尝试分析香港人的思维：香港的行政官僚、执法的警察及其他单位、法律界与司法界、学术界等等皆师承前英殖民地，人们说着港式英语，充斥着优越感，看不起内地人；一批1949年前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而逃到香港的地主及资本家，他们留在国内的资产被收归国有了，能不痛恨共产党吗？
今天中国富强了，很多人的心态仍无法调适过来，再加西方情报机关的鼓动与资助，老师也鼓动学生上街头示威，乃有今天香港的示威狂潮，但肯了解实况的人都知道香港根本无法脱离祖国而生存。
南洋商报 2019年7月22日
人神共愤 再议狼群凌辱耄老/夏庭
针对香港数十个年轻的“反送中”示威者在国际机场长时间凌辱一位耄老的事件，笔者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香港示威者变古惑仔》，原标题为《这些人将主宰香港的未来？》），文中有用“古惑仔”来形容这些年轻人之所作所为（特别是那个假装被“碰瓷”而倒地不起的）。
有必要说明，笔者可能对“古惑仔”的原意有些误解，笔者真正想表达的是“十分狡猾”的意思。此外，针对这件事，我还有些话要说。
据报道这段近10分钟的视频在网络世界疯传，已经让越来越多人看清香港这些“反送中”激进分子的真面目。
因为一位老人在国际机场接机大堂伸手打落“反送中”示威者手上印有标语的纸张，数十个年轻示威者居然像狼群围攻落单的猎物那样一拥而上，对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围堵、拉耳、推搡、挤撞、恐吓、谩骂、用镭射笔照射他眼睛、在他背部粘贴印有侮辱性标语的纸张，被老人“碰瓷”倒地不起，结果老人被指打人……
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一伙十多二十个甚至更多，并以年轻人为主的所谓“反送中”抗议者，光天化日下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集体欺凌一位轻微冒犯了他们的独行老年旅客。
为夺权将小事闹大
别说最起码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人权的标准，他们连最起码的人性、道德和羞耻感都丧失了。
这段视频，我坦言越看越愤慨。
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谁无父母爷爷奶奶，又谁不会变老？没有一丝敬老观念也就算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若身患顽疾一点也不稀奇，譬如三高，譬如心脏病，再加上众目睽睽下受到突如其来的百般恐吓、推撞和凌辱，而且如此无助，分分钟都有可能闹出人命！
这么一丁点道理或常识，这帮看似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那他们所有的书都白读了，香港的高校也统统可以考虑废掉，将公帑节省下来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起发生在国际机场的欺凌老人的严重事件，无意间向世人揭示了“反送中”幕后黑手及激进分子的本质，以及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那就是：把小事闹大，见民气可用，就继续闹，闹得越大越好，哪怕无所不用其极。其最终目的就是：夺权。
就拿机场发生的这件事来说吧，当事人刘姓老先生事后向传媒透露，他认为近期的一连串的示威活动对香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长此以往必然打击香港经济。刘老先生不讳言对示威者占用机场公共空间很生气，他说：“我谁也没有打，我就是打了那张纸而已。”
不达诉求誓不罢休
网上有一段相信是机场闭路电视监控的视频，清楚显示刘老先生经过示威人群时，用右手将其中一人手持的印有抗议标语的纸张打落地上，岂料此举竟引来一帮如狼似虎的年轻示威者对他不依不饶地“围攻”，以至险象环生。
可以理解没有人会对自己手持的标语牌被人打落感到高兴，但伤筋动骨了吗？其实真正有教养的人反而会为自己占用了机场的公共空间，给航班乘客带来不便而心怀歉意，更何况对方是一位高龄老人。他们非但毫无歉意，还揪众疯狂“围剿”高龄老人，并在众目睽睽下施以长时间的凌辱，这不是赤裸裸的反人性暴行是什么？
香港立法会要修订《逃犯条例》，起因于一个香港青年在台湾残杀了他怀孕的同乡女友（一尸两命），弃尸并逃回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后，香港才可以将杀人嫌犯引渡到台湾受审。
由于修订草案将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都一并列入其中，引起厌中港人的激烈反对。事情闹大后香港特首林正月娥已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反对派还是不依不饶，非达他们的五大诉求誓不罢休。
街头斗争愈演愈烈
在所谓“反送中”接近两个月来没完没了且愈演愈烈的街头斗争中，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香港警察最是为难，他们疲于奔命，并且顾忌重重，而且经常成为攻击的对象，甚至无时无刻不担忧家人的安危（那些高举美国旗唱美国国歌的奇葩香港示威分子，他们何妨试试在美国攻击警察或威胁警察的家人，看看会有什么下场？）警察难道不是人？他们也有情绪，绝对不排除在危急和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会犯错误。但反对派都是用放大镜来检视他们，而且放大倍数尽可能调高。至于自己阵营的诸多疯狂行径，他们则选择视而不见，似乎根本没有发生一样，要不就是不断找借口为自己洗白、脱罪。
像视频里那个瘦高个子青年被老人“碰瓷”后倒地不起，其他年轻男女则不断高喊“打人啊！唔好俾佢走（不要让他跑了）！报警啊！”，试想想现场有多少人在录影？而那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左手拎着公事包，右手一直拉着他的行李，连伸手动一下对方都没有，众目睽睽下如此卑劣的事他们都敢做（而且这时还想利用警察），一点羞耻心都没有！由此观之，这些人有什么龌龊的事做不出来？
如今那些“街头战士”居然连“火攻”都用上了！火是可以随便玩的吗？香港这个人口及高楼密集之地，随时会酿成滔天大祸。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如果香港的主流社会还看不清这其中的警讯，后果实在太令人担忧。
7月29日，国内电视台《新闻报报看》报道，连美国学者都看不下去，告诫香港的这些激进分子见好就收，否则，一旦闹出更大的事件，“西方也救不了香港”！
（稿酬捐南洋报业基金，受益人丁有林先生）
南洋商报 2019年8月02日
自由香港远逊“暴政”中国/罗汉洲
先请大家看看近日发生的新闻，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于上月中旬出访南美，特地途经美国留宿，当她抵达曼哈顿某酒店时，门外已聚集大批中国人对她呼喝责骂，与在场的台湾侨民由互相叫嚣而至肢体冲突；次日，蔡英文到某大学与学生对话，又遭到大批中国人抗议、怒斥。
月杪，澳洲昆士兰大学有数十名香港学生举行反送中集会，受到数百名中国学生反制，双方由叫骂演变成打架。
我请大家看这些新闻是因为在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抗议事件中，自诩为“民主人士”者把中国形容为是一党专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及没有人权的极权国家，把中国共产政府形容得穷凶极恶，人民痛苦不堪，“所以没有人喜欢中国共产党政府”。于是这些“民主人士”号召香港人坚决反共，至少要在香港实行民主普选制度，进而要香港独立，摆脱中共“暴政”。
因此我想起，如果中国果如这些“民主人士”所形容的那般不堪，中国人在外国时会自动聚集起来和反中集团对抗吗？他们会团结起来维护中国的声誉吗？当然不会。
中国人拥戴中国政府
换言之，从海外中国人自动自发集合起来与反中集团对抗的行动中，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中国人热爱其祖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拥戴中国共产党政府，假如中国政府如“民主人士”所形容的残酷，已“逃出”中国的中国人不但不会拥戴她，反而会与海外反中集团勾结，一起反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证明中国人拥戴中国政府。
再看看，中国人出国旅游的逐年增加，去年已超过一亿人次，累积已有好几亿人次（中国人没有自由？），但没有人乘机逃亡，全都回国去。假如中国政府如“民主人士”所形容那般“暴政”，有机会出国的中国人愿回国吗？当然也不会，试问世上还有哪个政府能得到至少10亿人民的衷心支持？你们旁人却说她没有民主，没有人喜欢，岂非瞎胡闹？假如中国当年直接把香港划归广东管辖，今天的香港人就一如内地人般过得很好，也不会有今日的乱象。
说回香港，反中者挥舞英国旗、美国旗，唱英美2国国歌，捣毁立法大楼却能全身而退，又能逃去台湾（然后去美国念大学？）。如果他们在美国挥舞墨西哥国旗，唱墨西哥国歌，高喊新墨西哥州独立，肯定被抓去坐牢；日前有大约3500人在莫斯科市示威，结果警察抓了千多人。波多黎各和琉球群岛都有人在为独立奋斗，但在西方媒体“配合”下，全都给消声了，港独分子却得到西方媒体另眼相看，积极宣扬港独消息，背后隐藏着什么议程？
还有就是，世上所有国家都采用武力驱散长聚不散的示威群众，例子“写上一火车都写不完”，且以去年尾的法国黄背心示威为例，法国政府也以武力对付示威群众，官方宣称这场示威死了10个人，数百人受伤，千多人被捕，相比较之下，香港人有太多自由，也有太多民主，须严加约束了。
南洋商报 2019年8月01日
力挺暴徒 毫无原则/夏庭
2019年11月22日
香港警队于11月11日及12日进入中文大学执行任务，大批蒙面黑衣人在校园内与警方激烈对峙，一时间这所著名大学“汽油弹与催泪弹齐飞，白烟与烈焰异色”，一片乌烟瘴气。中大现任及前任校长于12日晚漏夜赶来居间协调，试图化解紧张气氛，却阻不了双方爆发冲突，段校长还吃了催泪弹。这是香港自陷入反修例乱局以来，港警首次入大学驱赶暴力示威群众，有人借此大作文章。
澳洲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断言“中文大学的暴力冲突是警方引起的，不是学生，因为中共乐见暴力，意图制造社会混乱，以利港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按他的说法，原来港警是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指挥的，而且经过几个月的超负荷出勤及伤痕累累，还有大把精力和兴致到处寻衅自娱呢！很佩服这名汉学家编造故事的能力！
在我国，据报更有19个“学运组织”联署发文告，力挺香港激进示威者，并“炮轰”香港警方将大学变成修罗场。文告说：“香港警方连续两日的攻击，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校园，“以报复心态且恶意地”在校园内动用各种镇压手段并逮捕学生。文告还说当权者“放纵警方私闯校园、侵害校园自治”，可谓“毫无底线”，并誓言“将与香港学界同进退，并以一切形式支援大学生的正义抗争”。
不明就里的人们一定会很好奇，香港警方为何要“私闯校园”，他们真的吃太饱没事做吗？
把大学变成“兵工厂”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披露，香港警方之所以进入中大校园，是因为有大批蒙面人占据校园内的二号桥，并向桥下十分繁忙的吐露港高速公路及港铁东铁线抛掷障碍物（其实还有黑衣人向桥下飞驰的汽车射弓箭），因此警方必须控制这道桥。
大学生不是幼儿园学生，这种疯狂举动的危险性及破坏性还需要解释吗？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香港任何地方都受法律规管，没有地方是法外之地，包括大学。放眼任何正常国家和地区，不都是这样吗？难道香港的高校都可以自成小王国，凌驾于特区法律之上？更打脸的是，中大校长段崇智教授于11月15日发表公开信揭露，“二号桥的位置虽然在中大范围内，但地契上指明该桥属于政府用地，政府当局有权通行”。其实就算百分百是中大校地，若有人在那里严重违法，难道警方无权来执法？
更严重的是，段校长惊觉中大已被数千个外来蒙面黑衣人占据，这些人在大学校园内纵火、掘起大量砖块、盗用学校车辆、占据教学楼、宿舍、餐厅，盗取化学实验室危险品及易燃品，并从校外运进大量危险物资制造汽油弹及其他爆炸品，真是骇人听闻！按警方的说法，这些人把大学变成了“兵工厂”。中大学生会会长苏浚锋越俎代庖向香港高院申请禁止令，要禁止警方在没有法庭搜查令情况下进入中大校园。
杀人放火泯灭人性
11月13日晚，香港高院紧急聆审并拒绝批准临时禁制令。过后有人在沙田裁判法院纵火泄愤，这是赤裸裸的视法治为无物的暴徒行径。哪一方“毫无底线”，读者自行判断。
日前，一位手无寸铁的70岁老年清洁工人被黑衣人抛掷砖块打中头部倒地昏迷，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更可怕的是，一位穿青色T恤的汉子因跟黑衣人发生口角，黑衣人往他身上泼易燃液体并随即点火，青衣汉立即化成“火人”，如此恐怖场面，其他在场者不是设法赶紧灭火救人，反而说尽风凉话，简直是绝灭人性！
对香港所谓“勇武派”蒙面黑衣人越来越暴戾的行径，有在港洋人直斥已经变成恐怖主义！凡此种种，我国一些人包括部分传媒选择视而不见，反而间接甚至直接为他们呐喊助威，真是匪夷所思！
我之前的文章已列举许多香港示威者令人发指的暴行。近期，“德国之声”资深记者Tim Sebastian采访香港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Tim提出很多尖锐问题质问邵岚，她虽口齿伶俐，显然穷于应付，一路自圆其说，许多言论逻辑错乱，甚至公然撒谎。鉴于篇幅关系，有兴趣者自己上YouTube看吧！
“坚持不能分裂的原则”，这究竟是什么“原则”？这分明是私会党的“江湖义气”。用Tim Sebastian对邵岚说的一句重话作总结：你们毫无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