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签署中生研修承诺书的风波愈演愈烈,据教育部初步了解,全国一百五十七所大专校院,恐一半以上都签署了“类似”承诺书。
20 年前,台湾开始了第一波的教育改革。 20 年后,台湾的大学数目已经从原先的 21 所暴增为 6 倍 。随着大学数量增加,除了基数较大的大学生数量翻了 1 倍之外,硕博士生更是当年的 9 倍之多。现在的台湾可以说是学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在路上随便丢颗石头恐怕都可以砸到一个。
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我国学校与中国学校的书面约定应先向教育部申报,内容不得违反法令规定或涉有政治性内容,否则可罚款一万至五十万元,且要限期改善。
可悲的事实,台湾新生儿的数目从当年的 33 万人一路下滑到2014年的 21 万人。 供需之间的背离,就注定了未来高等教育垮台的命运。
就在2014年,高凤数位内容学院惨澹退场,成为少子化趋势下第一所关门的大学;半年后,永达技术学院也跟着关门大吉。 较后,正是 1998 年的虎年效应让新生儿人数锐减,推倒了大学倒闭浪潮的第一根骨牌。预计将有 20-30 所大学迈入退场风险学校;到了民国 112 年,视转型状况而定, 公私立大学推估将整并或退场 28-52 所。
台大主秘林达德说明,大约从2012年开始,台大也签过承诺书。去年蔡英文选上总统之后,中国研修生要求台大出具承诺书的需求突然“爆量”,校方考虑违反承诺可能有后遗症,去年8月16日后只出具“声明书”,中国浙江省的大学生因此不能来,“这是没办法的事”。
台湾大学穷得只能卖文凭、签一中?(转载)
上周,某本地大学,竟与对岸的高校闹出“一中承诺书”疑云。独派认为,台湾诸多大学为了“揽客”,必须以“一中教学”课纲向对岸输诚,这不仅有失国格,还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文。
但校方则认为这仅为声明书,是台湾各大学为了“争取业绩”的配合作法,非“校对校”的承诺。辩护者认为上课期间,本地老师可享100%的教学自主,所以这纸承诺根本未达思想箝制的效用,教育部理应尊重本地大学的自治权。
然而,本人却从这事件中,看到一个更大的可悲处:就是台湾的教育体制,怎么悲惨到要向对岸兜售文凭才能撑住?台湾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排名垫底已不是新闻,但过去至少可藉由内生需求,应付基本营运。
如今随着少子化的到来,外加大学文凭通膨问题严重,大学毕业生卡在22K魔咒中,许多人不对高等教育感到信心,在在降低台湾公私立大学的就读率。这个情况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新加坡,乃至大陆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一般而言,较成熟的国家,多半会以扩增海外市场寻求弥补。一来,此举可达一国“散播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二来,由于外国学生必须缴交更高的学费,并支付额外保险、住宿、餐饮、通勤等费用,可有效增加一国外汇收入,是个极有利的经贸策略。
然而,台湾的大学缺乏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少子化严重的同时,无法以“中文利多”争取海外学生,这个利基已被大陆抢走;此外,国内大学假论文情况严重,执政者或因政治因素迟迟不愿解决,研究报告滥竽充数,只为了拚业绩出版低价值的报告,其中原创性低,更难登国际大联盟之堂。
于是,台湾的外籍学生就只剩下几种:一为搭配外交政策,以最低标准吸收第三世界国家学生。最丢脸的,就是去年圣多美普林西比公子来台就读的“聘金”事件。没错,本地的外籍学生,很多都是因应外交需求,硬是开出的“鸡肋学位”。
在圣国公子的例子中,台湾除送了一个空姐让他品尝本地“浓浓的人情味”外,还提供81万的奖学金让他多多消费,深怕本岛无法留住他的心。同样例子,如果跟英国人民说,威廉王子来台留学需要贷款,不知他们的子民是该哭,还是狂笑?
当然,吾人无须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来台留学的优异外国人还是不少,但根据统计,这仅占总国外学生的6成而已。剩下的4成,台湾的大学还是把主意打到对岸的头上。
大陆学生也很捧场,但不是基于台湾大学优异的教学环境,而是本地竞争力不高,因此学费也相对比欧美与香港廉价;另外一点,就是两岸有着同文同种的文化利多,来台湾沾个酱油,回去还是可当个卤味促销。
基于有钱才是老大的因素,本地大学被迫因应对岸需求,必须印制“类一中条款”。要说这与政治无关,其实也蛮牵强的。毕竟,其他国家从未要求台湾的教育机构,也一并提出类似的证明。因此可推论,这就是一纸“政治承诺书”。
为何台湾的大学无法说不?不要怪别人,就是因本地大学需要钱,有招海外学生的业绩压力,否则就无法增加营收,也难以跟中央争取补助。但台湾大学又没有国际竞争力,征不到像样的海外学生,而外交部补助的“政策学生”名额又有限,因此,像对岸研修生开“一中承诺书”,就成了必然的后果。
如果想避开这问题该如何做?首先,当然是“让自己变大一点”。想像看,大陆会要求美国大学提供“一中承诺书”吗?不会,虽然美国为大陆最大的留学市场,如果要搞陆生的“莒光教学”,理应先从美国下手才对。
但哈佛、耶鲁有世界一流的教学水准,因此就算不开,中国人也必须乖乖的花大把钞票排队被洗脑。如果台湾强不起来,那就“让自己变小一点”,明明没那个屁股,就不需征召太多的大陆学生,如此台湾大学就无须低声下气配合写承诺书。
尤其台湾的教育体制自从被李远哲瞎搞后,教育机构已成为制造文凭的“教职复合体”,倘若没更多的资金挹注,就会造成失业老师的问题。不是有句话吗?学校是为老师饭碗而设。教育早已失去最初的精神了。
当然,最佳的解方永远不是二分法,而是在“变大与变小”间取适当值。也就是,如何在增加台湾大学竞争力的同时,缩小闲置的人力与资源,这才是本地教育机构在闹出“一中承诺书”后,应该思考的方向。
- 王大师,专栏作家。转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