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7 月
7 月
为什么咱们中国历史上，不管多少次四分五裂，最后总是能够统一呢？
为什么欧洲地盘和咱们差不多大，除了罗马帝国外就再也没能统一呢？
从“自然——文化——政治”的递进角度，从唯一一个可算统一的罗马时代之后（中世纪早期）开始聊起。
地理因素：
从地缘的角度，中国的地形，是呈现一个三面封闭的格局：
东部和南部是亚欧大陆的尽头，被太平洋包裹住。西边有陆地最大的屏障——喜马拉雅山脉隔开南亚次大陆，西南一带也有茂密的丛林。唯一敞开的北部平原，本来是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最好的地势，但却被人造的屏障——万里长城硬生生地拦截。整个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原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空间内发展，唯一需要对抗的敌人，就是北部强大的游牧民族。
而在国家还没有腐朽到行将就木的情况下，长城的霸道防御足以抵御最可怕的草原民族入侵。
相形之下，欧洲的地理就完全不同了。它呈现出一个近乎开放式的格局：
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亚平宁山脉，没有一座可以称之为安全的屏障，古典时期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都可以带着人和战象，翻越最高的阿尔卑斯山脉进攻罗马。至于中部和北边，那就完全是一马平川的地势了。只要游牧民族越过乌拉尔山，理论上就可以长驱直入，一直抵达大西洋。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亚乃至远东的游牧民族一次次地侵袭欧洲：
Figure 1 从阿提拉（Attila，406年—453年），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
到阿瓦尔人（柔然人的后裔），马札尔人（今天的匈牙利人），再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一不给欧洲留下恐怖的阴影。除此之外，欧洲的海岸线破碎而绵长，远远不像中国那么齐整。外族可以从地中海的任意角落，甚至从波罗的海，从大西洋发起进攻，欧洲大陆的每一处边缘，几乎都处于可以登陆作战的前线上。
那么这样的地理差异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中国，人民会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可以调动国家的资源和军事力量，将兵力投入到北部防线，抵御外族的入侵。
所以秦朝能够统一六国，汉朝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国力强，制度优越，而是从底层而言，就有这样的需求。而短暂的秦朝，也的确不负众望地将各国防御城墙连接起来，铸就了万里长城，将北方最后的缺口堵上。人民的期望，是一个国家能够得以形成统一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中国一次次四分五裂，却最终又能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而长期的统一带来的繁荣，又反作用于人民，使乱世时代的他们，会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驱逐外虏到长城以北。
而欧洲呢，因为地理的因素，即便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很难面对强大的外族。衰落的罗马帝国尚能抵抗北部森林中的野蛮人，而一旦更可怕的战争疯子跨越中亚草原而来，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所以，既然集权政府也不足以带来防御优势，那么人民自然也就没有太多对统一的渴望了。
除此而外，地理因素还表现在另外一点：水源。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是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且两河相距很近，导致人口相对集中。而欧洲的水源非常分散，多瑙河、莱茵河、第聂伯河、顿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伏尔加河等，分散在各个区域，因此沿河而建立的文明聚集点乃至大型城市，也自然就分散在各个区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凝合力的整体民族。
而这一点，就导致了下一个因素。
民族因素：
在古代中国，汉族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且，汉族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在统一的非战争年代里，可以呈现出对其他民族非常强大的包容性。这一点，在唐朝时达到了顶峰。甚至在被统治的时期，汉族也可以凭借先进的文明和几千年来积累的统治管理能力，迅速逆袭统治民族。
但是欧洲的民族就比较复杂了。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就三分天下了，再加上凯尔特人、希腊人、马札尔人、保加尔人等等，分散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各个角
落。前三个欧洲的主体民族，始终处于一种微妙平衡的角力之中，这样的抗争就带来一种各自为政的结果，即便彼此之间会经常通婚，但依然改变不了缺乏主体凝聚力的现实。
Figure 2 蓝色的区域主体是拉丁人（法兰克那一块是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兼有），绿色的区域是日耳曼人，红色的区域是斯拉夫人。
由于缺乏主体民族，欧洲的各民族体现为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的态度。就连日耳曼人，也更是细分为了：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等等。。这些民族在后来民族主义开始出现后，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主体国家。
文化因素：
欧洲人的文化差异方面，这里集中于日耳曼人和拉丁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种族。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差异要大得多。长期在寒冷森林中的生活，给予了日耳曼人高大的体型，坚毅严谨的性格，粗野却朴素的生活习惯，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
这一点，从他们的法律就可以看出：日耳曼部落民族的法律更遵循先例和习惯，也因此被称为“习惯法（Common Law）”，这和以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为核心思想的罗马法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日耳曼人更倾向于“神明裁判（Ordeal）”以及升级版本的“决斗制度（Trial by ordeal）”这种比较独特的裁决方式。
略带一提的是，习惯法和罗马法分别发展形成了海洋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日耳曼人还有一种独特的习俗，便是“扈从队（Comitatus）制度”。扈从队是由原始的部落兄弟阵线发展而起的，由一位军事首领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这种扈从队不参与生产，只参加作战。扈从队的首领，往往非常具有领袖气质的。在战斗中势必身先士卒，在撤退时必须留在最后。这种扈从队制度，就是后来骑士贵族制度的原型。而骑士精神也可以说很早就扎根于日耳曼民族的思想之中。这些文化思想在拉丁人看来，显得格格不入。这还只是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间的抗衡，更不用说还有拜占庭的希腊文化，斯拉夫文化，还有曾经辉煌的伊斯兰文化，整个欧洲一直在诸种文化的碰撞中走到现在。
而在中国，单一的主体民族带来了较为单一的文化。这当然也归因于秦始皇当初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明朝禁海令等等保守思维之下的政策。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除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渗透进入之外，基本都保持着一个文化强势输出国家的地位，并未受到其他文化的过多影响。单一的文化，给予整个区域内的人民一种强大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支撑下的文化又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进一步辐射，最终产生极其庞大的主体文化。这是欧洲所没有的。
文化因素，又和语言因素互相作用着。
语言因素：
虽然整个欧洲都属于印欧语系（北非有部分闪含语系），但彼此之间的差异都相当之大。即便在罗马帝国的余晖之下，大家都曾尝试较为统一地使用拉丁文，但大部分日耳曼人都是文盲。他们只会说自己的部落语言，连书写都不会。拉丁语从未在他们的地区真正传播。
其实，即便在罗马帝国时代，不同地区的拉丁语系，口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当帝国崩溃后，随着各地区的相对独立发展，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的口语的区别日益加大，最终在拉丁语系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各民族独有的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等。这些都属于罗曼语族（Romance Languages），也便是拉丁语族。
由于相对罗马而言，日耳曼属于落后文明，他们的语言也就没有取代拉丁地区
的方言。（唯一的例外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基本取代了古代凯尔特语言）虽然没有取代，但依然有所影响，再加上斯拉夫语等，带来的结果就是，欧洲的语系非常分散。
除此之外，欧洲不同语系之间还使用不同的文字。比如斯拉夫语就使用的是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创立的西里尔字母，而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普遍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拜占庭还使用希腊字母。（早期拉丁字母非常难以辨识，在加洛林王朝革新为加洛林字体之后，才逐渐易于读写传播）
对比一下中国，大家都使用统一的文字汉字。秦始皇时，全国统一使用小篆，到了汉朝时，隶书的推广，让全国各地哪怕说着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也能通过书写汉字让对方理解。而隶书的辨识度已经相当高了。相对统一的语言和文字，让中国各地区可以更容易地交流，这也促进了文化的包容和凝聚力。
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开始，逐渐从文化转为到政治因素。
在欧洲，绝大多数的王国都采用的是采邑制度以及后来的封建制度。采邑制度最初是“铁锤”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期间实施的。（在此之前的墨洛温王朝，土地都是无条件分赠的）。所谓采邑制度，是将一块土地及其上面的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到了他的儿子矮子丕平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分封给臣下。丕平的儿子查理曼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遍及全国。（英国也是从征服者威廉开始也实行采邑制）此后，国王下面的领主，也依样画葫芦，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
属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领主既需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为领主作战的义务。
这也便形成了欧洲的等级制度：国王 – 有爵位者（贵族） – 骑士 – 自由农 – 农奴 – 奴隶。
拥有采邑的领主，在自己的土地内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权。到了9世纪以后，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采邑制度逐渐被真正的封建制度取代。在封建制度下，每个领主都有着相当高的自主权，他们自行修建高大难以攻破的城堡，享有地方性的强大武装骑士集团。
鹿家的劳勃·拜拉席恩是国王，下属有狼家史塔克家族，狮家兰尼斯特家，玫瑰家的提利尔家族等，这些都是封建大领主。而史塔克家族以临冬城为自己的城堡，又下属有波顿家族、卡史塔克家族等小领主。这就是标准的封建制度的体现。
在欧洲，封建领主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权，一些庞大的家族，更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一举一动。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于下属的萨克森、波西米亚、巴伐利亚等公国和王国，只有着象征性地统治权力。（除了在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时，通过扩大皇权，强迫版图内领主承认其统治权）而腓特烈所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后来的哈布斯堡家族，更是几乎包揽了所有皇帝的所属。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也是为了皇权争夺，导致了“玫瑰战争”。可以说，领主和封建贵族，始终对皇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并虎视眈眈地想要推翻任何不稳定的皇权。
而在中国，一切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采用的，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除了王朝的末期之外，皇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中国的地方贵族，在被一项项的政策削弱（削藩）后，所拥有的自主权力也随着朝代逐渐减少。从汉朝的推恩令削藩，到唐朝的藩镇制度，再到宋朝的两府三省六部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等等，一次次将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着古代欧洲所没有的两大制度：“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
“科举制度”彻底改变了汉朝以来的门阀政治，这一制度也直接催生了不以家族出身而论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士大夫阶级”。而士大夫阶级，也正是文官制度的核心。由于有着这一批懂得统治和管理之术，又对道德有着极高标准（至少从理论上而言）的文官阶级，可以保证皇权的高度稳定性。因为文官阶层和欧洲的贵族领主不同，他们对于皇帝的忠心要高得多。（忠是头号道德标准）
相对比一下，欧洲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就少得可怜了。直到13、14世纪的法国，“美男子”腓力四世才逐渐起用了一批中产阶级官员，以此来维护皇权，并对抗地方领主。
为什么欧洲的官僚机构出现得如此之晚呢？因为他们的国王，实在缺乏地方性的管理人才，缺乏那些既有丰富知识，又深谙统治之术的那批文官阶层。而导致这一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为下一个因素。
宗教因素：
其实基督教在诞生的初期，和政治并没有太多的瓜葛。早期的基督教，沿袭了斯多葛派的思想，认为宗教生活是一种个人化的，灵魂对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更不是教徒和教会的关系。但是通过一些著名圣徒的传播（如圣保罗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信众人数逐渐扩大，并逐渐影响到了政治。当发现戴克里先那样的肃清依然无效之后，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并皈依。这一政策和汉朝的尊儒政策异曲同工，都是最高统治者对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进行统一认证，两者的影响都一直波及至今。
此后当罗马帝国轰然倒塌之后，法兰克王国的创始人克洛维（Clovis），也皈依了基督教。这象徵着日耳曼人也逐渐开始信教。基督教在一些早期的著名传教士（比如，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凯尔特人的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传入英格兰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等）的不懈努力下，开始在欧洲大地生根发芽。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圣本笃（St. Benedict）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创办修道院。（此时的修道院大概就和中国古代的寺庙类似，并不过多涉及政治）真正将基督教的权威开始展现的，是格里高利七世，从他开始起，教权开始和皇权进行争斗。而格里高利七世的想法很简单，他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化的统一的欧洲，以教皇为最高领导者，统治整个欧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了教皇的选举制度，坚决排除皇帝的干扰，为此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教争斗。所以，教会是和国王、贵族领主们争权的可怕对手。
也许有人会问，欧洲教会阶级既没有战斗力，也没有军队，何以能和俗世君主抗争？没错，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就基本没有发生过（如果你非要算上黄巾起义或者太平天国的话。。）
但事实是:
- 教会阶级基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地方势力。
- 教会阶级就像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样，是唯一受到高等教育的阶级。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管理和统治的知识。从修道院，到后来的教会学校，经院哲学是教会阶级的法宝。
- 欧洲的君主们彼此勾心斗角，教会非常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合，帮助一方打击另一方。这一点在中世纪屡见不鲜，像亚历山大三世、英诺森三世这几个教皇，都是玩弄权术的顶尖好手。
- 在民众间，甚至是君主本人的内心深处，都依然相信教会是掌握他们死后命运的关键。所以教皇可以肆无忌惮地开除某个君主的教籍，并号召人民反对他。
- 在中世纪末期，教会可以维持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此受到商人阶级（特别是意大利伦巴底自由城邦商人）的支持。
所以，教会阶级虽然没有直接的军队，但是却依然可以掌握武力，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教皇乌尔班二世和英诺森三世发动的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和第四次），便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教会阶级最终也无法完成统一欧洲的梦想。
这是因为，俗世的君主们从始至终都在对抗着他们的这一梦想，他们从来不肯乖乖交出自己的权力。（国王和教皇之间各种撕逼）到了英国法国的国王逐渐开始实施国家教会，抵制罗马教皇的统治之后，教皇们统一之梦基本就破灭了。
此外还有一点，教会阶级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教皇和主教、教会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消停过。到后来教会甚至希望建立一个教会版的君主立宪制，以教会会议的制度，来取代教皇个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还有阿维尼翁和罗马两个教皇互相开除对方教籍的撕逼大战等等。。）
再有就是，教皇为首的教会过多参与俗世事务，争权夺势，又滋生了腐败，引起了底层教众和平民的严重不满，基督教的神圣地位也一落千丈。所以，即便欧洲的教会阶级曾经权倾天下，但最终也无法实现以基督教形式统一欧洲的愿望。
外力因素：
这个因素其实是和地理因素息息相关的。欧洲自身长期面临着外界的挑战，而且力量是完全不均衡的。游牧民族的两次重大入侵，都把整个欧洲按在地上打。伊斯兰世界也一直在威胁着欧洲（还有后来的俄国、美国）。整个欧洲不但形成不了和外界的长期制衡的抗争能力，还身陷内斗的泥沼和黑死病的大瘟疫。
后期因素：
从中世纪后期到启蒙时代，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主权国家的思想已经渐渐深入人心。民族国家互相之间划分了边界，任何挑战主权的战争都几乎会牵动整个欧洲。再到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君主贵族阶级完全陷入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去，远远不可能再统一欧洲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分别尝试了一次，但最终都功亏一篑。
总结
写了这么多，还得说一句:
中国能长期处于大一统时期，得多亏了秦始皇啊！
至于现在，德国想当欧洲老大，英国人第一个跳出来不甩，法国人也不答应。美国人更不可能坐视欧洲联合做大。所以。。。（嗯，所以同理，试图将中国四分五裂的企图，亡中华之心，同样是始终存在的。。不可不警惕。。）中国需要一个为国为民能统一中国的新一代始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