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各主要中文媒体言论集 – (2020年04月12日)

东方日报(评论)

张明广:非一般的日子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在中国及马来西亚两地的工作时间及日常生活,原定在1月30日要到中国顺德上班的行程取消了,只能够留在吉隆坡办公室工作,通过微信与中国同事沟通,通过腾讯APP与同事开会,通过钉钉审批文件及报销费用等。

春节前离开中国办公室,至今超过80天了。虽然工作方式有些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只要有电脑及互联网在身边,到处都可以上班。3月18日马来西亚政府也实施了“行动管制”,我们无法回到公司上班,也无法到户外活动,整天只可以呆在家。

贴近年轻人内心世界

我进入社会工作了40年,头一次遇到28天不可以回公司上班,不可以到户外走动及运动,不可以与同事、顾客及朋友见面,这是这一辈子都不曾遇过的工作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也在想要如何面对?

三月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已经恢复了一大半,每天要处理的事及会议还是和疫情之前差不多一样。但是这28天的时间却不需要开车来回公司上班、不需要出差、不需要陪家人出外逛街吃饭等,就有比往常多出1/4的时间(一个星期)。

我利用这额外的7天时间,做一些我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比方在网上选两本现代年轻人喜欢看的电子书长篇小说,感受一下现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我选了两本香港出版的电子书快速的阅览,感觉书的内容应该是抄袭韩国电视剧的虚拟故事,加入中国的武侠小说文笔及现代社会年轻男女们向往的“高大上”的生活场景。

看了一两天这两本电子书,我才了解到为什么我的女儿及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在手机或iPad上看电子书,因为这些书的故事内容都是挑选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电视剧改编。作者再把一个同样的故事,针对读者的类别(女生,男生,好动或文静性格类别等)的内心而制定小说的内容。

这些电子书,每一篇故事内容到情节最精彩时告一段落,如果要继续看,就要付费,但是每一篇的收费大约一毛钱。如果连续看7天,还可以获得免费阅读几篇等奖励来抓着这些读者继续往下看。

将不确定性融入生活

我也是中国“得到APP”电子知识平台的忠实用户,在该平台里听了创始人罗振宇一千多节课,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50讲(约20小时)”、华衫老师的“讲透孙子兵法”(约9个小时)、刘润老师的“商业洞察力30讲“(约9个小时)等。这些课程和电子书让我获益不少,如果不是通过听书,可能花上一年的时间我也无法读透这几本书。这些电子知识平台的创新及发展潜能是非常巨大的。

日前,同时间在吉隆坡、北京及美国通过腾讯APP开月常会议,会议上提到的一个课题,美国“特斯拉”(Tesla)去年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特斯拉第三代电动车(Model 3)已经开始上市,近来的几个月的销售都是占中高端汽车的前三名。

特斯拉的销售战略是不通过汽车销售服务4S店,而是通过互联网直接就面对消费者,这个创新会对中国几万间4S店产生巨大的冲击。

我们这段时间都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15年或20年,所有的汽油或柴油车都变成电动车,那么公司的机油及发动机养护品卖给谁?会议中,公司明确了在(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下,能够很好地把“特斯拉”未来的维修保养融合进来。

这两年来的“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太过频密,这些“不确定性”情况已经成为今天的常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不确定性融入成为我们工作及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够坦然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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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宜:疫情好、恶及丑陋一面

随着国家经济因新冠疫情而进入严重衰退,其影响和经历,也将通过媒体,不管是印刷、在线或即时地分享出来。

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着可能是最黑的“黑天鹅”事件时,社会上反应,普遍是令人欣慰和乐观的。在许多情况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那些在医院和诊所应对病患的前线人士之毅力,是令人鼓舞的。这同样包括维护法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次线人员,更不要忘记,那一些帮我们处理垃圾、送餐的人员,还有百货商店柜台处耐心应对着排长龙,大量购物顾客的店员。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秩序,即使处于较低水平,依然保持完好而有韧性。

玩弄种族政治

在应对此次疫情,马来西亚民众表现大体上,应得到赞扬。绝大多数人都展现了坚忍、耐心和负责任。在落实行动管制、社交距离、待在家中和其他建议上,人们的表现是令人钦佩。在我的城市景观印象中,争先恐后,插队的现象,并没有盛行。虽然仍然可见到,在我们的whatsapp和其他社交媒体中,依然存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讯息。

当经济形势(肯定)持续恶化时,这种新纪律和社区意识,还能持续多久?也许不会太久。因此,让我们欣赏当下这场危机中的新马来西亚,并努力建立更大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这同时,也总是会有人玩弄种族和宗教政治,以破坏国人的互助团结。最近,诚信党领袖卡立沙末就有一则推文,回应玻璃市州宗教司阿斯里的言行,阿斯里在本身官方Instagram上质问,因不满警方在行动管制令下,设路障导致交通拥堵,而向警员破口大骂,进而被捕的一名女士,是否应保留这样的国民。

卡立沙末指出, 这显然是一个孤立的,非种族的事件。但卡立沙末认为,阿斯里的质问却是有种族煽动性的──“马来西亚是否应保留这样的国民”──暗示国家不应容纳这些人,而她也应被剥夺国籍。

卡立沙末在推特中就质问:“这是什么样的宗教司?(他)应是寻找方案,解决(种族关系)问题,而不是来搞破坏。”

卡立沙末的质疑非常中肯及贴切!阿斯里应该回应卡立沙末的推文,以及对其本身18万追随者在上述推文中(超过5000人点赞),发表的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阿斯里也应该向那一些数百万反对其伊斯兰国版本、反对其歪曲的种族和宗教价值观(别忘了其最近倡议的“优先购买穆斯林产品”运动),那一些他一直想送走的非穆斯和外来者,阐述他那充满挑衅的评论。

在此提醒阿斯里和那一些类似挑衅者。我们不需要把疫情种族化或对这期间的任何新闻或事件发表种族煽动性评论。

政客趁机自我吹捧

政治人物的表现也许不错,但对于那些在分发物资给遭到严重冲击的社群时,在物资包装上印有自己面孔和名字者,显然是很丑陋的。虽然,我们不怀疑他们的诚意或良好意图,但为何要如此自贬地用此行为来宣传,却无法理解。显然,他们(或其员工)应该预料到在食品包装上印上个人肖像会引起公众嘲讽,甚至更糟。

一些人捍卫辩称,捐赠者是使用本身的钱,因此其宣传自己有何错。这听起来合乎逻辑。但是,在这情况或类似情况下,道德的考虑应优先于逻辑。在政治逻辑下,政客们总是会走向提升形象,自我宣传或吹捧的动作。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抛弃或忽略,对或错的道德原则。如果宽容这种宣传行为,这会使马来西亚人更加愤世嫉俗,令他们相信马来西亚政治,沦为推动个人和私人利益的公共事务。

相对于在推特上,赤裸上半身在豪宅泡泳池劝人们遵守行动管制令,往往在疫情下进行贡献的,都是无数大量的基层和地方性的组织和团体,他们都是在缺乏宣传、有限资源、没有政府或企业赞助下给予微小贡献。这些组织或团体,大多是多元种族、小规模、扁平和非官僚式的结构,具有快速响应能力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提供食品,制作口罩,缝制个人防护服,并以其他谦卑的方式做出贡献,帮助人们度过这个难关。

支持民间组织

以下是朋友建议的一些值得推荐的团体或组织,也希望读者可以支持。如人民宏愿计划(Projek wawasan rakyat)、“共享食物”(MakanKongsi)计划、西马原住民网络(JKOASM)、马来西亚关怀组织(Malaysiancare.org)等,在华社方面则有,隆雪华堂,马中总商会及留华同学会的抗疫筹款。

许多没有获得公众关注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工作和努力是值得支持的,他们建立起的跨族互助团结、社区的信任和尊重,是值得称赞的。

大众媒体也可发挥角色,通过报导,让人了解到那些在政府或其他政党援助无法到达的后街和偏远地区,进行救济工作的不为人知的非政府组织或单位。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获得民众的捐助和支持,进而持续为弱势社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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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艾萱:社会对女性歧视写照

最近韩剧《夫妻的世界》讲述原以为是相爱着的夫妻缘分因为背叛而终结,并被卷入复仇的漩涡的故事。此剧在开播后,无论在韩国及亚洲都引爆话题,其婚姻出轨的故事张力及不失写真剧情,让很多人,特别是女性看了更有气愤感觉。

来到新时代的女性,一般都拥有高薪高职高学历的水平,然而无论是持有什么样的强大背景,在婚姻上遇到伴侣出轨,相爱相处数十年的另一半有外遇,对女人来说,都是痛苦又无助的事情。

然而,在面对这件事上,有多少女人,可以向剧中的女主角一样,选择忍耐不崩溃,反而立志要搜集出轨证据,促使自己有足够的筹码,让不忠的人净户出身,得到最大惩罚。现实中,一些女人或者会选择“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以原谅及容忍来忍受不忠的背叛。当然,各人选择是个人造化,没有对与错之分,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当事人去做出任何的决定。

剧中的男主角的母亲一早知道儿子出轨,一贯的剧情,“渣男”总是都有一个“宝妈”,家婆要求媳妇容忍,甚至还责怪女主就是因为太强势,才导致儿子出轨。一个人犯了错总会有无数理由,很多男人出轨了总会把责任丢给女人,因为家里没有温暖,太太过于强势,家里总是吵闹不得安宁,没有人了解他的压力等等……

婚姻出现问题或者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但出轨的人,就是先在婚姻路上拔枪,不忠就是不忠,任何理由都无法构成“合理化背叛”的行为,成年人总得为自己行为负责。

婚姻失败绝非末路

身为女人,婚姻上的失败显然是人生很大的低潮,但绝对不是末路,女人最大本钱就是有能力砍断不幸福的婚姻,而思想独立,性格独立,财务独立就是让自己可以更容易从人生挫败抽身的关键,因为独立,才能好好为自己想好后路,不继续消耗自己的时间。

一般来说男人出轨的年龄段都集合在30-50岁之间,其中40岁左右的男人出轨概率最大。结婚容易,守住婚姻难,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但根据数据显示,男人出轨的机率是比女人高,而且男人出轨获得原谅的机会,也比女人大出许多,这当中的不公就是社会歧视女性的写照。

婚姻本来就是一个“互相照应”的关系,无论是男女,都要让自己有承担婚姻的勇气,而不是一些生活因素,让你有出轨的理由,如同剧中女主角所说的,“女人不是因为不懂出轨才不去出轨,女人是认为夫妇应该遵守诚信,所以才有所克制。” 女人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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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翰:抗疫、理发和行管令

大家待在家迄今已有26天了,还健康安好?想念亲戚朋友同事,向往过去的生活习惯和节奏?或者想像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于没做饭习惯的人,第一周烹饪很新鲜好玩不亦乐乎,煮了就拍照上载去社交媒体公告天下。但要他们连续煮上一个月看看?

卫生部设立了心理咨询热线,各非政府组织也有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福利服务热线,据说接到的电话数量和处理的个案都比平时多出了好几倍。所谓duduk dirumah的指令,知易行难。有些人埋怨连独自在社区花园外围跑步的自由都没有,这样下去身心恐怕都不健康。难怪政府说路上的车子近期变多了(被逮捕的人士亦增加),我想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多都习惯了自由,很难duduk diam diam,想要lari透透气。

且慢着。周五,首相慕尤丁就通过电视直播宣布了需要继续执行行动管制令,并延长期限多两周至4月28日。好不容易捱到了第四周好像看到了尽头曙光,顿时又陷入痛苦黑暗。同天晚上,国际贸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宣布“松绑”一些经济领域,允许符合条件的部分公司营业和人民回去工作岗位。最近Vase.ai网上民调显示,我国有77%的上班一族对“在家办公”感到挑战更大。预料一小部分的员工可先开工,对那些还呆坐在家的人其实也添加了一些新理由溜出去:那些不会或懒惰洗衣的人有了解决方案,连头发长都可成新借口绕过警察的路障查问;那些不幸家里突然发生状况没热水洗澡,或马桶坏了,可以找“五金”DIY解决问题;至于那天在电视节目看到卫生部长表演喝温水抗疫而跌破眼镜的人,很快又可回去熟悉的眼镜店订购。

政策自相矛盾

以上的想法可能代表了一些个人的需要,但政府不能漠视这些有形或无形、真正或刻意的需求。先不问公众为何不害怕新冠肺炎肆虐仍坚持要出去拜访亲友(甚至开酒会)违抗行管令,政府要人民绝对遵从指令超过一个月确实有难度。可是政府的抗疫卫生政策要人民再坚持多呆在家里,贸工政策却允许更多人出来增加接触的机会,这不是自相矛盾?

纯粹在五金店购物若可被允许就算了,那么理发和配对眼镜服务难免会有人与人近距离(少于一公尺)的接触,这样好吗?特别是在红色警戒疫区,大多是人口较密集的城市地区,人多接触多,政府无差别宽松允许这些服务业提早开工,恐怕制造了病毒传染的好机会,或破坏卫生部在这些重点疫区的抗疫努力。要知道,红色重疫区的累积病例已达四分之三的总病例,每日新增的病例近80%来自这里。

有人问我,从抗疫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有需要延长两周行管令吗?我认为有其必要,而且还需要改进。首相慕尤丁在3月25日的电视直播称赞有95%人民遵守行管令,我不知道这数据如何得来和查证,但卫生总监诺希山在3月31日就表示,从国外回来被指示居家隔离14天的人民有15至20%没遵从行管令而往外跑。从行管令开始,一共有6048人已违规,单单是4月5日那天就有554人被警方逮捕。

延长行管的道理

首两周行管期间,卫生部的目标是控制及避免新病例指数性飙升,行管令确实起了作用:我国的疫情走势并没去走向意大利或西班牙,每日的新病例增长平稳控制在一百至两百多宗之间。新冠肺炎病毒的易传染周期大约是5天,下达行管令是为了打断病毒传染链,揪出和清除社区传染病源。

其中的逻辑应是这样:首周给早前已受感染者出现症状、然后寻求检测和治疗。若被确诊,所有家庭成员则会被卫生部一网打尽检测;第二周,那些被无症状患者传染的家人就会开始出现症状而寻求检测诊断。所以,照理来说若大家跟着部长建议乖乖留在家里学猫叫晾衣服、玩抖音,第三周每日疫情报告的新病例数字就会显著地走低。

可惜事与愿违,第三周疫情非但没好转,增长的病例还比前一周多了大约十分之一。这些新增病例到底从何感染得来?

现在进入了第四周,终于我们看到了转捩点:新病例数字持续走低往双位数前进、康复的病患比新进的确诊人数多、需要重病加护房(ICU)和呼吸机的人数也逐渐减少中,似乎我们已过了这一波感染的高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旦政府在第四周结束后就如期解除行管令,纵使人民只恢复行管令前的一半的社交活动,这些日常的人与人接触数量比现在待在家里加倍太多了。尽管第四周已渐入佳境,但由于社区里很可能仍存有无症状感染病例,这些都是星星之火,如果不慎防,担心很快就可能如大城堡宗教集会群聚般失控地传开了,到时候我们四周的抗疫努力就付诸东流。

要知道,截至4月9日,全国受感染的119县市仅有27.7%(或33个县市)过去5天没有新增病例。25个红色重疫区当中,仅有1个清清白白。3月15日之前,卫生部处理的每日新增病例不超过41宗,4月10日距离原本的行管令结束仅有4天但新增病例仍是三位数(118)。卫生部基本上没有条件也没有选择,必须劝告国家安全理事会再延长行管令期限。

我想,若大家还不再乖乖坐在家里等病毒传染链被打断,一来就是要等病毒找上你,不然应该就是太期待看着首相叔叔每隔时日在电视前面用昵称叫唤你名,向你传达最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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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日报(言论)

不及待,准备开课?/董恪宁

新冠肺炎逞凶肆虐,一发不可收拾,全国累积病例,十而百,百而千,至今统计,已逾四千。医药体系,如何应对,想必卫生部总监诺希山医生和他的团队,也正头烧不已。

测试的库存,所剩不多。仪器的总额,一目了然。病床的备用,屈指可数。职场的防护,还有货吗?诸如这些,都是身处前线面对的难题,没有想到,按照校长职工会主席王仕发所见,华小似乎已为开课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接受《光华日报》专访,王仕发甚至把一系列他想得到的开学指南,皆一一编好了:一、进入校园前,老师及学生必须测量体温,洗手消毒;同时希望家长配合,让孩子戴上口罩。

二、部分(AB型)学校学生众多,班级密度偏高,每班学生可能多达50位,落实既定的“社交距离”或有困难,校方因此决定分开所有桌椅,按照考期的编排模式,安排学生的座位。

三、午休和下课时段的人流控制,避免食堂拥挤。为此,学校打算按照年纪间隔,错开学生聚集的时段:低小班级先行、高小次之,以此类推,则可减少人潮高峰的风险。

四、周会改用广播,传达信息,不会召集学生群集学校礼堂。……

正方陈词已毕,反方可以上阵反驳。华小的空间拮据,捉襟见肘,谁都知道。一室的桌椅怎么分开,扯开50个小朋友,他们也还是同处一个课室;彼此可能拉大的距离,相信也仍然不过如此。

追溯远在1982年的调查,则可发现,为数26间吉隆坡华小的校地,皆低于1.2公顷,当中7间的校地少于半公顷。换句话说,共有65%的华小校地面积,远在规划标准之下。励志学校的学生,乃至只剩2.3平方米的一点点空间。

1985年巴生20间华小的校地的统计显示,学校的总面积只有微不足道的21.6公顷。据此推算,平均上说,当时当地没有一间华小,达到每校至少1.2公顷的既定规格。

说完了吗?轮到正方起立辩解:几十年的陈年往事,怎么可以作准?听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不要忘记,纵然雪隆两地的所有的华小,如今皆改建为高楼;各校土地的大小,总是不变,怎么可能有所增长呢?

反方所有的论述,反证的也正是这些:新山20间华小,共有69亩地,容纳接近4万学生。当中,辅士小学的处境,是经典中的经典:2.32亩地大约4000名学生,开90班。万一失控,如何处理?

不远之处的国光二小学生,比起很多州议席的选民,还要多:2019年开学,学生3680人,共开109班;仅是一年级新生,已有615人,分18班。一旦开学,面向病毒的侵袭,请问校长职工会主席王仕发,应当怎样应战?

仅此一问,可见当下的关键,攸关国家的安全,百姓的健康。学生的课业,固然重要,然则,相较生命,一切都可暂摆在其次,静待卫生部说了算。否则,操之过急,欲速不达,反而坏事。

《弟子规》所云,正是指引:“事虽小, 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卫生部怎么裁决,交给诺希山医生好了。非常时期,校长职工会何必添乱?

所幸副部长马汉顺先生出身医生的专业,随之忠告教育部不会冒险开课,苦心劝请各造稍安勿躁,留心进展。首相慕尤丁总算顺应家长诉求,宣布开学延后。听到这里,尚祈王仕发今后对外发言,多加克制,幸勿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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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抗疫为先

新冠肺炎已经成为重创全球的大流行病疫,除了夺走人命及破坏健康,更是让全球经济停滞,导致人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比如说如今美国这个全球最严重灾区,除了疫情不断创新高,不到一个月的总失业人数竟然已经达到了1680万。况且,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连带效应之下,各国要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内恢复元气,看来也是一个难题。

我国同样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如今更是全东南亚累计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政府在3月18日开始实行了两周的全国行动管制,并两次展延了管制期,直到本月28日为止。当然,在实行第三阶段的管制期前,我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并没有暴增,甚至有了下跌的趋势,而且在治愈人数连续几天多过确诊人数的情况下,显示了行动管制的确对政府在抗疫方面有了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为了继续在抗疫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二次延长管制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虽然如此,政府和人民并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因为我国仍然没有脱离疫情严重期,所以政府应该继续更严厉监督民众及更谨慎对抗疫情,而民众也必须合作留在家里,避免因为增加接触机会而让疫情扩散。可是,政府在第三阶段的管制期内允许更多行业营业运作,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中允许理发店营业就成了社交网站的热门课题。

当理发店被允许营业,虽然只允许理发,可是相信民众到时会一窝蜂走出家,聚集在理发店等候理发,因为他们都有了一个合理外出的借口。而辛苦站岗的警察和军人,是否应该接受民众外出都是因为去理发的借口,或许将是军警在抗疫方面所面对的问题之一。其实从3月18日至4月9日为止,在政府如此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却依然有7479人因违反行动管制令而被对付,所以一旦民众都有了去理发的合法借口,管制令也无法对付外出的人,加上理发师与民众之间也无法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否会成为抗疫的一个缺口呢?政府应该为此而三思,因为对抗疫情保住生命,无论如何都比保持仪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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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文:骆联理

kopi仔:我新加坡的朋友昨晚突然whatsapp我。
烧鱼伯:zomok?

kopi仔:因为现在新加坡封城了,她没有stay at home的experience,所以就问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咯。
薄饼姨:跟你新加坡的朋友讲,不用去super market抢toilet paper啦。
果条叔:咦?上次你不是去抢到乱咩,买到大包小包的toilet paper,zomok又叫人不要买?
薄饼姨:那时候跟风嘛,买到这样多都可以用到年底了,现在大小包堆在房间开始生灰尘了咯。
烧鱼伯:也是对pun啦,我老婆也是扫一大堆回来,现在全部丢到一边,害我走路都不够位。

kopi仔:OK,then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的新加坡朋友吗?
果条叔:跟她们讲,如果一个家庭要派人去巴刹买东西的话,派老公会好过派老婆去。

kopi仔:咦zomok哩?去巴刹买东西的话,不是女人好料过男人咩?
果条叔:就是女人买东西很好料,才不要派她们去买啦。

kopi仔:zomok哩?
果条叔:现在virus这样多,去巴刹当然是越快settle越好啦,女人买东西很精挑细选,还货比三家,选到来都天亮了咯。
烧鱼伯:也是对pun啦,像我老婆买鱼时一定要compare至少三档的价钱,才来决定要卖哪一档的。
果条叔:如果能当场做决定,当然是最好啦,最显的就是compare了老半天,最后决定明天再来看过一次。
烧鱼伯:有些巴刹还限时每人5分钟就要买完,所以派男人去买就对了,够快够毫不犹豫,拿了给钱直接走。

kopi仔:难怪有人说,男人shopping用3分钟走完一间店,女人却要用至少15分钟咯。
薄饼姨:你们以为派男人去买就OK了咩?也是同样会出事的。
果条叔:zomok?
薄饼姨:男人是快but很笨,像那天我叫老公去买eng菜,最后他买heng菜回来咯,傻傻分不清楚。

众 人: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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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有理,抖音无罪乎?/文:黄子豪

最近,高等教育部部长由于在网上大力推广抖音(tik-toK)视频,而遭到网民大加鞭鞑。

平心而论,高教部部长在行动限制令期限里,推广了一连串的活动,包括在线Makcik Kiah 问答比赛以及抖音视频,其原意是要大学生无论现在是在大学的还是家乡的,都可以乖乖待在家里。

如果单看部长本人的用心,其实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放在整体高等教育部门的规划,那么这个做法就显得浮夸和单薄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教育部和原本旗下的高等教育部可说是经历了一番高潮、风波迭起。高等教育领域在希盟执政后,迎来一小段的开放热潮。

从学生自主处理校园选举,到学生代表理事会逐步取回学生事务的权利,到允许政党在大学设立各自的支持者俱乐部,这些改革都是比较正面,甚至激进的。

但踏入2020年,厄运就不断找上高等教育领域。原定于2020提呈国会,用以取代《大专法令》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的《高等教育法令》草案,因为马智礼的被“辞职”而被拖慢。

过后上任代教育部长的马哈迪已经同意继续推行马智礼进行的改革,却又迎来中央政府的更换,整个高教制度的改革也因此暂时停顿,甚至可能必须重新再来一遍。

当新冠疫情在我国施虐后,摆在高教部眼前的是一种全新、陌生甚至以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挑战。我们没有想象过,大学可能长期不能上课;大学的实验室和科研在人员限制下也可能无法运作;当然其他非必要性的服务和活动,很可能长期进入冬眠状况。

基本上,新冠疫情已经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逼入一个死角。但危机很多时候处理得当,也可以变成转机。在挑战临门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适时调整也改革,那么危机过后我们见进入全新的阶段。

因此,高等教育部长与其继续热衷于社交媒体和学生打成一片,或者到处巡视,倒不如趁这个疫情空档,彻底重整未来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的路线。

未来,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政府、私人大学,或者师训学院、技职教育学院如果要继续获得学生的青睐,那么一个完善、有效的线上教育系统就是必要的条件。

此外,大学的教授和讲师,无论是进行科研或者教学,都必须具备远程控制或者线上教学的能力。这也意味着,大学必须开始投入资金重新整合硬体设施,确保它们具备自动操作和远程控制的功能。

大学也必须通过再培训,确保教学人员懂得利用线上资源,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网上教学软件,整合到教学系统里。

以上所言虽然只有短短几撇,但如果高教部的确是认真的要成为最后的赢家(政府部门最新宣传口号 – #kitamestimenang),那么以上的改革,必须争分夺秒的进行,绝无拖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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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无压力的学习!/文:张海荣

在行动管制令的28天,与教育机构相连组织如学院、学校、幼儿园甚至私办补习班等都被迫停了下来。

学生们学习的脚步和节奏会否因为没老师的监督慢了下来呢?这就有视于学生们个别学习的态度了。

行动管制令被迫留在家里,是让孩子休课还是继续自修学习?一般上,孩子对学习和读书多有厌恶感,若他们拿出课本来读大概是因为父母亲的叮嘱吧!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对启发他们的自发性颇重要的;有了自发性的扎根,阅读就成了孩子爱好,对一切书本有了探讨的热度。自动自发地拿书本来读乃是学习的根本性条件。

父母对孩子的考试成绩好与坏是需负上责任。很多时候,父母不止对孩子的学业不理解,连孩子的学习态度也不甚了解。举个例子,就读于高一班的孩子,这孩子是否有相对性的高一程度的程度吗?

孩子的认知程度不相等与班级的程度乃是目前无基于学业成绩自动升班制度的导因。为了协助孩子提升学业的程度,父母在没有了解孩子的教育水平,替孩子报名补习。因学力不达标,在补习班肯定对补习老师的教导犹如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我也有不少与班级程度不相等的补习学生。例如就读中一却只有小学三年级程度的学生。通常,我会与该学生交谈了解其原因。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与我们的口味反应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喜欢吃辣的,对辣椒,咖喱是有抗拒感的。就因如此,我会谆谆善诱向他解释教育的功能(不是读书的重要性);有的学生需不时的叮嘱和提醒,但通过一些激烈的故事多会理悟而改变。考试的科目如历史、地理、数学、语文科等,但不是学生们都会喜欢全部科目。

为了疏解孩子在学习的压力,我会选择在一些学生在没有能力掌握的科目上除了重要的语文科外做出调整,甚至放弃,把教导时间专注在他们比较有把握的科目。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是提升学生们的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在没有互动的气氛中上课,在同样问题上,已问了多次的学生,岂敢问到明白!

所以,师生的互动与感情在学习的过程须加注意。我感到很欣慰在行动管制令时间被迫留在家里的学生通过微信告知我:“老师,虽然没有补习,我会好好呆在家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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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困境

新冠肺炎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光景?新冠肺炎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已在行动管制令进入25天后,浮现出来。纵然大部分网民认为,政府应延长行管令,直到成功抑制疫情,避免前功尽废,但也有很多人在疫病到来前,或已经遭失业“吞噬”。

大马统计局日前就公布,新冠肺炎预计给大马就业市场,带来极大冲击,有46%自雇人士表明将失业,其中服务业和农业情况最严峻,至少有15%和21%人失业。71.4%自雇人说,自己储蓄只能支撑不到一个月。

本报日前也透过脸书投票,让读者表达需要,或不需要延长行管期。最后,有79%网上读者投票“需要”。新闻出街后,有网民一针见血指出,投票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家有储蓄,和即将断炊的读者比例。

除非家有余粮,才能支撑行管期延长。否则,疫病没有到来前,许多个人和家庭都无法支撑而断粮断炊,行管令的行动意义将顾此失彼。

生命和生计之间难以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来自医学界,马来西亚医药学院吁请政府延长行管到开斋节后,避免回乡潮造成扩散。大马医药协会13名现任和前任主席却发表公开信,促政府谨慎地逐步放宽行管令,制定严格商业活动指南、续守社交距离,让更多人“生存”下来。

“生命还是生计重要”,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成为疫症当下甚至之后,政府、社会和个人最需要思考和反省的议题。

学者引述统计局数据预测,大马现下至少有210万人失业。这也显示,过去无论谁当政府,政府的治理模式、经济政策和改革都没有起到保障弱势群体、自雇人士和日薪族作用。这些群体经不起疫情冲击,手停口停,政府未来制定经济策略时,必不可将之排除在外。

新冠肺炎疫情平稳之后,世界对传染疾病发生的社会管控、经济,必会有更多思考,出现翻天覆的改变。许多人经此一役,其人生脉络和看待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肯定有所不同。

期许制定政策者和人民,从此更理解低下层面对的苦难。只有社会所有人并肩,才能一起跨过时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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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党疫情 新官废炎/骆冰

江湖过去一个月纷纷议论新冠肺炎疫情,不过,大家对民政党的未来还是有一些兴趣。在刘华才博士领导下的民政党会有什么做为?是否真的可以突破困境,打造足以和国盟或希盟抗衡的第三股势力?有老党员向骆冰抱怨,前途茫茫,过去两届大选难,来届会更难!

起初,他们是很赞同民政党退出国阵,只是过后的政治演变,加上民政党一直找不到有利的立足点,有党员觉得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不知是要驶向对岸还是回航?如果你进一步以丹绒比艾国席补选的成绩来作为考量,民政党的得票是超乎意料,却跟他们雄心万丈要打造的第三股势力还是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2018年大选后,有人高度赞扬民政党的“果敢”决定,认为脱离国阵对民政党而言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一个被绝大多数选民认定是贪污腐败的政府,民政党早该下这个决定。要是民政党在2018年跟国阵分道扬镳,有人说,民政党可能还会有一席之地。现在看回,你认为能吗?单打独斗这2年来,民政党在众人的心目中有几分?份量有多重?

308及505大选后,民联的崛起,打破国阵及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逐渐形成两线制。2018年大选,化身希盟的政治盟体一举打败国阵,赢得了政权。只是希盟担任中央政府那段时间的表现,不尽获得民心,虽然我们有看到政策上的改革,整体来说,答应的大事没有做到很详尽,说好的小事,最后是选民被糊弄过去。迷迷糊糊中才警觉,希盟最后是败在自己的手里。

我国的政治主轴,长久以来都陷于种族、宗教的纠缠中。由国阵尤其巫统主导的局面,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变化。很多华裔选民相信,有民主行动党的希盟将会突破这个局面、打破僵局。结果如何,大家心里有数。标榜着跨种族和宗教的大马精神,只是局部体现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时段,很多时候谈到土著权益议题时,过于突显其他种族是很敏感的。因为敏感,大家最后选择不谈了。

第三股势力这个口号,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曾经有多位左翼人士和左倾党团,如社会主义党、人民党、集体智慧(CI)、伊斯兰复兴阵线/对话计划、马来西亚青年阵线,成立了一个“马来西亚左翼联盟”(简称左联),希望在国阵和民联之间,为选民提供替代的选择─社会主义,成为政治上的第三股势力。结局如何?可悲不是他们被败走沙场,真正可悲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你再继续研究大马政治,左联不是首个左翼政治联盟,也不是第一个祭出第三股势力的政治联盟。1960年代劳工党与人民党,就曾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跟当时执政的联盟(国阵前身)一较长短。社阵在1959年及1964年的大选中,分别取得8国16州及2国8州议席,更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夺下多个城镇的执政权。他们当年是选民除了联盟、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之后的新选择。

只是最后,随着地方议会选举的废除,劳工党与人民党在语文及文化政策上的分歧而分裂,斗争路线开始转变,加上当局强力镇压,社阵随即慢慢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从60年代回归现在,509大选后的格局很清楚,人民是因为不满国阵政府,才会用选票把国阵拉下台。如今看来,国阵和希盟都做不好的情况下,我国确实需要第三势力的崛起。只是,单靠民政党是否能掀起这个第三股势力?再看回之前有迹象显示民政党可能会借助阿兹敏的加盟,尽速东山再起。结果的结果,民政党原地踏步,最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请到时任首相敦马出席团拜。

过去一年,民政党的表现是很接近地气、很靠近民声,服务人民为主的形象很鲜明,可惜政治工作不能只是单靠这些,民政党需要的是有策略性、有目标、有方向的方针,更需要有实力相当的伙伴,否则来届大选也是白忙一场,赢得了掌声却赢不了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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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言路)

郑丁贤.失眠的大老板

一个前辈在上市公司担任顾问,对大企业了解甚多。

他告诉我:“一个大老板深夜3点打电话给我,吓了我一跳,以为发生什么事。

“一问之下,原来他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一躺上床,就想到工厂停工以来,到今天已经损失几千万令吉。

“但是,几百名员工的薪水、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等,每一样都不能少,每天都在烧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夜半无梦,心焦如焚,电话求救。

前辈感慨地说:“大老板表面风光,不表示他们没有烦恼,其实,他们的压力比一般人还大;特别在这个时期,一般人如果担心两三件事,这些大老板可能要担心二、三十件事,尤其是那些认真打拼,一手一脚建立企业的老板。”

况且,现阶段大企业很难期望政府的援助。政府提供了基层人民和中小微企业两个援助配套之后,心有余而力不足,大企业只能自求多福,或是自生自灭。

大企业的问题,不只是大老板的问题,而也是国内就业问题,更是国家经济的问题。

在经济陷困的此刻,老板和员工的矛盾更显而易见。

大马职工总会要求政府祭出紧急措施,禁止雇主在一定期限内裁员,以保护收入在4000到8000令吉的受薪人士(4000令吉以下者已有保障)。

大马雇主联合会(MEF)即刻表示反对。它认为很多企业在挣扎边缘,如果不让它们裁减员工,将使企业无法经营下去,最终只有倒闭,导致更多人失业。

况且,不准裁员的措施,会使到投资者却步,不愿意在大马投资。

经济学家站在中间,也有他们的看法。

一名经济学家说,应该根据现有法律,以及企业本身的需要,来管理它们的人力资源。如果游戏规则随时改变,会影响投资意愿和营商情绪。

他建议劳资双方能够针对减薪、遣散福利,以及弹性工时,进行协商。

我倒是同意这位经济学家的建议。企业经营是一个共同体的结构。老板、管理层、基层员工各自都有贡献,在企业赚钱时应该分享红利,而在企业面对困难时,也要分担压力。

现代企业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初期,雇主通过压榨员工,独享利润的阶段;与此同时,也不能是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年代,员工们通过工潮压力,和企业主抗争,不借玉石俱焚的手段。

企业的成功,必须是企业主、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共同的目标,而这也必须通过健全的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来达致。

只是,社会上不乏自利的大老板,也有不少自私的员工,只着眼于本身的好处,不在乎对方的处境。

行管令之后,国家要重新启动经济引擎,必须要有包容心的企业主,以及同理心的雇员,互相谅解合作,否则,会引发连串的争议。

至于前面提到的失眠大老板,他碰到的是一位很人性化的顾问。这位前辈告诉他:“不管你面对多么大的问题,都要优先照顾你的员工;想想,你现有的身家,都是他们帮你赚的;如今公司有难,你不能丢下他们,否则,你怎么面对他们,又怎么面对自己。”

老板听了,心结解开,已经有了部分答案,坦然面对今后的挑战。

作者 : 郑丁贤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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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荷花.与大马英雄携手抗疫

今年的世界卫生日(4月7日)特别严肃,只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严峻的时期,因为我们正努力应对100年来最严重的疫情。一幕又一幕让人心疼的悲剧正在发生。同时,这场危机彰显了我们卫生专业人员充满怜悯,但又非常刚强的心。为了保护我们的社区,他们作出英勇的牺牲。

2020年的世界卫生日特别表彰那些保证我们健康和安全的前线人员,当中特别提到护士。我特别要向他们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保护我们的无私奉献。

在最近一次回访美国期间,我在医院里花了一个星期照顾一位家人(幸运的是她没有感染冠状病毒)。医务人员富有同情心,勤奋和专业地工作。尽管他们必须照顾越来越多的冠状病毒病患,并且意识到情况每天都变得更加严峻,但他们还是敬业地完成工作。

我景仰他们的敬业精神,同时担心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这些伟大的男女也让我想起我在马来西亚曾经遇过的护士,他们同样充满爱心,敬业乐业地服务病人。

一直以来,美国大使馆都有支持本地医院(尤其是沙巴和砂拉越的医院),包括提供培训和物资。作为大使,我参观了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对马来西亚医疗专业人员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态度始终印象深刻。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惦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个危险时期,他们的肩头承担着所有人的担子。

来马初期,我参观了世纪大学的诗巫医院,美国海军亚洲医学研究中心在那儿资助了一项呼吸道病毒监测研究。这个联合项目是与杜克大学与世纪大学新加坡和中国院校合作进行的。通过与马来西亚合作伙伴携手,该计划培训了当地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以侦察新型人畜共患病毒并减少肺炎带来的破坏。

2018年6月,我遇到了Saraswathy Subramanian,她在24年的护士生涯中达到了事业顶峰,当时她在彭亨州立卑医院担任护士长,负责监督由1000名护士组成的团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养育了3位出色的年轻前线人员:一位目前在昔加末医院担任冠状病毒团队的医务人员;一位在砂拉越马来西亚大学医学院就读;第三位是第一位进入美国军事学院的马来西亚女性。

每年,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是此地区举行规模最大的多边人道主义援助和备灾演习。在2018年的演习中,美国海军医院舰慈悲号(USNS Mercy)在巴生港靠岸。美国和马来西亚的两国紧急应变人员进行了医疗交流和救灾培训。

如今,慈悲号在洛杉矶的码头一侧,该船的船员现在正在治疗非冠病患者,并让洛杉矶的医院腾出空间专注于应对当今的疫情。

当太平洋伙伴关系在2019年重启时,共有300多名马来西亚和美国人员参与活动,并进行了超过20次的医疗交流活动。我参观了砂拉越医院并参与美国海军和马来西亚医疗保健人员之间就重症监护和紧急筛查的分享。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应对这些挑战做准备,我们感恩这些的长期努力帮助了大马和美国建立应对疫情的能力。

当前的疫情提醒人们,在社区甚至在世界合作面对疫情的重要。我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之前的演习及现在的携手合作,这些都提升我们的抗疫能力。

我们的护士、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是这场危机的英雄。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尤其是家人和亲人,也同样是我们的英雄。因此,在今年的世界卫生日,我们向全球敬业乐业的前线人员致予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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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莉博士.缺乏信息:政府对企业的一站式创业中心

信息,毫无疑问,具有经济价值。因为有了足够的信息,公司可以在高于预期的回酬方面做出选择。

但是,中小型企业(SME)面临的一个明显障碍,尤其是在冠病大流行病期间,就是大多数公司都无法获得咨询,或无法负担咨询服务。因此,这些中小型企业,在政府提出政策时,不确定他们应该要做什么。例如,随着落实行动管制令,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业者,不确定他们是否应该支付工资或下令员工拿年假。

《星洲日报》记者庄敏,在其专栏中谈到了这一课题,题为《慕尤丁有部长就像没部长》。在文章中,她提到,在慕尤丁首次宣布实施行管令之后,媒体花了3天的时间来寻找民众普遍上想要问的问题的答案。不幸的是,没有政府部长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缺乏信息导致中小型企业很难理解新政府的程序并做出符合这些指示的决策。这种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的情况,也是许多中小型企业对政府为了应付大流行病而协助中小型企业所宣布的振兴经济配套感到陌生的原因。

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中小型企业由于资讯科技不足而继续面临增长的挑战。许多中小型企业没有充分利用科技,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资金有限的微型企业。这些微型企业中有许多位于半城市和偏远地区。因此,政府应该寻找替代方法来向这些企业获取信息。

为了进一步加强向中小型企业提供信息的支援制度,政府可以采用科技和具体的方法。在科技方面,政府可以使用网络或短讯。但是,这可能没那么有效,因为在许多偏远地区,网络连接有限,而短讯可能会导致丢失信息。

在具体方法方面,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自2013年4月起,日本政府在全国47个县,成立了中小型企业综合支援中心。这些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当地企业及时获取有用信息。

在大马,企业发展部也有类似的政府倡议,该部在2018年10月成立了一站式创业中心(PSK),作为向中小型企业传播信息的平台。但是,直到今天,该中心的数量和位置仍然不明,即使它存在的事实有出现在大马中小型企业机构(SME Corp. Malaysia)的官网上。关于该中心的唯一现有消息来源是一本题为《新大马》的英文版本著作,由Wan Azizah Wan Omar 和 Lim Ann Teck撰写,于2020年1月2日出版。根据这本书,截至2018年12月,政府已经成立了8间一站式创业中心,其中一间位于吉隆坡Platinum Sentral办公楼的大马中小型企业机构总部。其他7间迷你一站式创业中心分别位于古晋、亚庇、哥打峇鲁、马六甲、亚罗市打、布城和新山。

为了获取有关该中心的更多信息,我拨打了几条免付费热线。但是,在行管令期间,各州中小型企业办公室都没有开门。这反映了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站式创业中心来帮助中小型企业解决其业务问题,那为什么与他们保持联系仍然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冠病大流行病期间?

日本和大马之间的对比,暴露了我国政府和中小型企业之间信息传递和质量和速度上的弱点。由于一站式创业中心在全国的实体店数量屈指可数,因此要满足13个州属和3个联邦直辖区的中小型企业的大量需求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小型企业将发现,他们很难从政府那里获取关于政府即刻实施的政策和奖掖措施的重要信息。

由于冠病疫情的爆发并导致落实行管令,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急。重要信息没有即时,或根本没有传递给中小型企业,因此,中小型企业没有意识到政府快速落实的政策和支援。同时,许多中小型企业一直在努力求存,但苦于无处寻求帮助。

因此,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政府有必要设立更多的一站式创业中心。或者,每个州属都可以成立一间,以满足中小型企业快速获取信息和政府支援的需求,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在全国设立一站式创业中心,从长远来看,这也将确保政府与中小型企业之间保持持续沟通。

作者 : 王雪莉博士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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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李正皓事件与台湾的“被代表”

东森电视台和李正皓乱报大马疫情事,虽然大马网民不分种族的对其疯狂轰炸,不过,台湾社会及其公共知识界基本上似乎是“不在关切议题之内”的。曾在脸书追问这个冷淡现象,一般的回应是:

一、东森是民营电视台,而且偏蓝亲中,而李正皓原是国民党籍的小政客,后因“黑韩国瑜”被踢出来,才加入亲民党,基本上也是偏蓝的。所以这与绿色的“台湾政府”无关。

二、东森李正皓这类时事“综艺”节目,很多都只是在迎合同温层,很多都是乱讲的啦!无需太认真。也没有太多台湾人在乎(问题是你不在乎,大马“不分种族”都很在乎的时候,而且已严重伤害台马情感,恐怕就已不是李正皓个人问题了)。

三、台湾人的眼睛,对“外国”的关注,主要还是美国和日本、韩国,再来就欧洲。东南亚只看到新加坡。其他的是来台湾当“移工”的啦!很难平等看待。

四、不屑大马网民。认为大马华裔网民受“中共洗脑”,是“中华胶”,对台湾有偏见。

以上说辞是很难被大马人民接受的。难道因为是“不同阵营”就可以自扫门前雪的事不关己?不用为此次台湾媒体的恶质进行批判,说句公道话吗?

在这里举个例子做对比。十多年前,日本的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内容涉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有美化之嫌,引起了东亚(包括东南亚)各国和日本国内知识舆论界的谴责。我们知道,日本教科学的编写并非像大马那样由官定编写的“一纲一本”,而是交由民间出版社编写再交政府审核。市面上其实是有多个版本的教科书。而且这本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在日本国内的使用率不高(只是在0.01%至2%)。日本历史教科书比较普及使用的是山川出版社(这的确是一本很不错的教科书)。但扶桑社尽管其被使用率很低,毕竟也是政府审核通过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之出版,伤害了东亚人民的心,备受抨击,也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日本社会却不是“集体无声”或以这本书不是我用的,不关我的事来回应。当时的日本民间对于这本教科书的出版也是意见分歧很大。但至少在日本国内左派人士极力反对这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发行。虽说这本教科书是由日本政府文部科检审通过,但有日本民众以“对日中战争责任态度暧昧不明”及失实为由抵制该教科书。

回来看今天台湾的东森、李正皓、赵少康这些台湾蓝营媒体和名嘴主播,固然在当今台湾(尤其是年轻社群)不受理会也基本不看他们主持的节目,但他们毕竟是“台湾制造”。其恶质劣质的出品,放在网上,也明显伤害了马来西亚人在此艰苦抗疫下,如同伤口撒盐。你今天如果只是说这些节目很少台湾人看,过去有批评但已经“麻木”,甚而把矛头指向大马网民都是被“中共洗脑”的“中华胶”而不屑一顾,不愿去正视和再批判时。只能说,台湾媒体也只能让东森、李正皓、赵少康之流给“被代表”了。但对台湾国际形象肯定是有损害的。你不在意这些也就罢了。怪不得人。

在台湾问题上,我一直以来写文章都有点“台湾情怀”,写台湾的事多是说正面好话。但在这件事情上,就事论事,明显反映了台湾的格局,也是台湾的一个困局。还好,3月30日,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对东森李正皓所发表言论做了声明:“有关时事评论员李正皓先生于本(2020)年3月24日在东森新闻《关键时刻》谈话节目中,针对马来西亚武汉肺炎疫情所发表评论,造成马国人民高度不满事,本处深感遗憾,除已于第一时间转达东森新闻,促请该媒体及李时评员尽速更正回应外,连日来并积极协助双方相关沟通。”“本处在此郑重声明,李正皓先生在节目中的言论纯系其个人论点,并非我政府立场,我政府也绝不认同。”

这种撇清立场是正确的。台湾当局的发声理当肯定,也说明当局意识到这已严重影响台湾在国际的形象。只是接连的乱讲话事件一再发生,恐怕还得台湾内部自己要去正视。

作者 : 安焕然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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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安.疫情伤城,众生变相

一场疫情,跟上世纪的大战役如出一辙。

一夜间,日常内,危机四伏,让长久以来维持不变的社会规律发生突变,连带众人的常态作息变了,有些事物变数变通了,更明显的,是不少人与人之间的变异变相,在管制令下见人心。

恩爱的夫妻,吵架了。结婚3年多,育有一子的老同学,在管制令第17天,夜里10点多捎来一通电话,语气低沉:“我第一次跟老公分房睡,第一次大吵。”两人延烧起来的怒火,源自妻子厌恶丈夫手中的那一根呛鼻的烟,丈夫嫌弃妻子烹出一顿难咽的晚餐。每天几乎响不停的手机,逐一回应员工追问薪资、厂商追讨欠债、查账通报财务状况,公寓阳台暂时成了丈夫的办公间,一时说到激动之处就大吼狂啸,一直到管制令的第17天,从柜子搜出一包尘封好多年的烟盒,戒了3年的烟瘾死灰复燃。一日三餐,是她最困扰的时刻,再加上平日极少下厨能煮出的菜色不多,终于在同一天晚饭桌上,丈夫吃了一口稍煎焦的菜脯蛋,嘀咕“没想到你的厨艺那么差”,两人的战争由此点燃。

温和的网友,凶煞了。最近留意到不少向来思辨温和的人,在疫情管制令下无法出门,宅家日子长了,却分秒陷困在网络上,仿佛一夜间所有的社会交际统统搬到网络上,有意无意之间,突变成一个日以继夜的判官,字里行间咄出势要将与自己不同见解和立场的人置于死地。跟一名心理咨询师聊起,他也观察到这事态的演化,是当下人对生存意念的积虑,所产生的焦虑和狂躁。乍听下,有点“非你死,就我亡”的残念,其实,即使战胜成了网帝又如何?或许走出去,随时会败给病疫。

念家的孩子,怕死了。长年逗留台湾工作的友人,在管制令发布后稍来信息,原以为是一则远方的问暖,实则是向身边人表述他的“先知”目光有多远见。原定从2月农历新年假期,申请回马逗留至3月初,怎知疫情肆虐全球,母亲希望他在这不稳定时期能暂且留在家国,反正公司也表明能申请线上联系“work from home”,但是他觉得台湾的医疗体系较好,较安全。“不出我所料啊,几周后大马封城封国了,庆幸我即时回来,有些还滞留吉隆坡的都开始羡慕我了。”

对不起,我并不羡慕你。我庆幸能留在家国共患难。

我的日常,改变了。每日例常,一觉醒来第一时间查看确诊人数多少了?多希望人数少了、情况安稳了,较正面的演变。事与愿违,全球累计确诊已破100万了,揪心之馀,还能做什么?过去3周,一心戒掉赖床的习惯,早上洗刷后就戴上口罩依照设下的时间表赶制护理面罩,下午驱车出外当志工送物资,为医护人员载面罩、制作材料等,突然觉得远比平日往城里开车,还要辛勤多了,也少了埋怨。期间认识了4个素未谋面的好心人,一次又一次碰面彼此隔着口罩,都没机会看清对方模样,保持一定距离,放下一箱箱物资,一声再见匆匆离去。真心亟待这样的日子赶快过去,脱下口罩,好好当面说声谢谢,紧紧握个手、拥抱,庆贺互助、共患熬过这场战疫。

无论世态多坏,好好保护这颗心,一起熬过4月28日,一起记住最铭心的2020。

作者 : 张吉安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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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春天还是来了,书店开始“暖”了

春天还是来了,都市又闻书香。内地复工复产复市,那些熟悉的实体书店,“戴着口罩”陆续复店,让这个迟到的春天多一份书香。口罩和消毒水虽未远去,各地实体书店已在春风中相继打开店门。

读者是书店最好的朋友。憋在家两个月,时间富裕了,周遭清净了,求索世界的本能又开始涌动。很多市民又重新找回手不释卷的感觉。对读者而言,去实体书店买书翻书是一种习惯,也是心理的内在需求,不少读者就是喜爱书店里人与人,人与书之间的不期而遇,喜爱摩挲一本书的实在之感。实体书店是一种精神港湾,置身书店时的宁静感和充实感是电子书难以给予的。

两个月前,全国中小书店联盟“书萌”对1021家书店的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九成一的书店停业,九成九的书店没有正常收入,而今实体书店有序有力有效地恢复经营。

在上海,淡水路向南街角旧式大院,二楼的插画主题书店“鲸字号”店门已打开,书店活力正慢慢恢复;西西弗在上海的17家门店已全部恢复营业;言几又全国62家书店已恢复营业近60家;新华传媒旗下16家门店推出“主题图书专柜8折销售”活动;上海新华书店、上海书城、朵云书院、锺书阁等50余家实体书店,联手推出“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春季图书大联展特别活动……

逛书店,也不忘防疫。店内空调暂不开启,靠开门窗通风。进入书店,顾客戴口罩、测体温,手机扫健康码,核对身分证,填写个人资讯,鼓励移动支付,收银台设置一米线,确保人与人之间一米距离,上海书城限流在500人。网红“思南书局·诗歌店”采取分段预约制,每天近百人透过公众号预约前来。书店餐饮不开放堂食,只供打包外卖。

近年,香港包括大众书局在内的实体书店一家接一家歇业,但在内地却闻一家又一家新开张,仅仅上海在2019年就新开30家,高颜值、高体验感、融合式复合经营,往往成为申城网红店。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52层,海拔高度239米的朵云书院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文化地标。一批“小而精”书店带来种种话题,青浦万达茂玛德琳童书馆,经营面积仅300平方米,却充盈各种童趣元素……

实体书店还能撑下去吗?疫情当前,实体书店就像一座远离航线的孤岛,图书销量断崖式下滑,高昂的房租及人力成本,营商环境遭遇冲击。不过,一家家实体书店正搏击眼下困境。江西南昌有28年经营历史的青苑书店,向读者发出求助声,推出充值卡;著名书店单向空间发起“保卫实体书店”众筹计划……各地政府透过补贴房租、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在政策层面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壮大。北京市拟拿出1亿元扶持资金,上海、天津、湖南、浙江纷纷出台措施,联合银行机构提供贷款支援,协调场地减免租金,以解燃眉之急。

书店展开自救,不能仅靠情怀“裸泳”。近年实体书店面对互联网电商冲击,已透过不断调整迎来回暖趋势。实体书店开启“图书+”的多元发展模式,以书为媒,集合文创产品、咖啡简餐、鲜花服饰等多种业态,定期举办公益讲座、艺术展览等文化活动,使书店成为家与工作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

人们在阅读中跋涉千山万水,逛书店何尝不是有趣的旅程。书、人、店、城的温情连接,呈现实体书店在互联网时代的破局路径与多种可能的选择。

作者 : 江迅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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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阿比丁.对抗仇恨病毒

仇恨的表达,很不幸的,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破坏了人类最好的品质。

随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持续限制行动的事实(除了少数国家没有采取这项限制,不论是因为科学建议和权威主义的横行外),我们不乏看到人们帮助他们的同类,甚至是动物的例子。

感谢记者和社交媒体使用者,分享了许多让人暖心和拯救生命的故事,促使许多其他人仿效(或竞争)捐献金钱、物资、时间、精力和创新,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很多人在匿名且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给予支持,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举动,尤其是在当今世上,科技已经为分享者(或自恋者)以及类似窥探者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音乐家和其他表演者的共同努力也鼓舞着我,他们振奋着数百万人的精神,尤其是当表演艺术者是最早受到冠病疫情影响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的生计取决于将观众聚集在封闭空间中的能力。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欣赏美丽的人类精神获得升华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恶意的存在,包括故意散布虚假新闻、滥用名义来骗取捐款、冒充官员、出售用过的(甚至有毒的)口罩,并隐瞒本身的症状。

但是,人类最普遍的缺陷也许是偏见、偏执、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我也曾经收到过一些充斥着无知和仇恨谩骂的文章和视频。

最简单的例子是指责某些种族或种群必须对病毒的产生或散播负上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延伸,被包装成诸如“他们讨厌我们”,“他们想破坏我们国家”等指控(经常是错误的)。这种手法非常危险,尤其是当领袖想要在地缘政治上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作风并转移他们在国内无能的事实时,指控对方在秘密实验室中制造病毒、或扣留物资、或策划经济崩溃。

所有这一切都滋生了阴谋论并夺走了他们国人的生命──导致一些人,甚至直到现在,都相信病毒是一个骗局──甚至让狂热的支持者将敌方政府的邪恶行为等同于(指责为)该国人民的先天缺陷。可悲的是,这种现象也让他们对一个政府、其领袖、其意识形态或政策,更难作出合理的批评,因为每一项声明都会被视为攻击武器。

而且,排外情绪会让一个人变得自卑,导致他们会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人一等。因此,你会看到流传的视频宣称“我们的”宗教团体享有神圣的保护、或者“我们的”种族具有某种遗传免疫力(尽管这全拜科学的进步),或者“我们的”国家或州属拥有自然防御力。精英阶层嘲笑那些相信这种事情的人时,也同样有着势利感:要进行建设、教育必须凌驾于诱惑、毫无疑问陷入绝望、以及鄙视他们是笨蛋。

面对冠病一视同仁和致命的杀伤力,这种傲慢的指控正在迅速蒸发。然而,一个重复出现的趋势是,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容易受到打击,但是无论原因是出于生物学上还是文化上,提供答案的都是科学方法,而不是偏见。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新数据显示政府的政策已经让疫情的曲线趋于平缓,尽管这对失去亲人的人来说不会带来一丝安慰。但大马的表现远远好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拥有类似规模人口的加拿大,迄今仍在面对非常糟糕的情况。

因此,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以此反思我们国家让我们准备好面对这一时刻:从《国家原则》的训诫,到我们联邦宪法赋予的法治,到我们有能力向我们的同胞显示出的相互尊重和同情,到信任我们的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并伴随着我们对政府的有益的批评。

绝大多数的大马人了解当前的优先事项,但他们也在观察:不仅是政府的即时反应,而且还有复苏计划。当我们恢复正常生活时,政治也将同样恢复:人们仍然会质疑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及其依据,并对所有法定机构和政府官联公司的人事变动进行评估,并希望继续抵制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的行为。

作者 : 东姑阿比丁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www.sinchew.com

张序年.从世俗礼节反思社会尊重

犹记得中学课纲有一篇文章,标题已经遗忘了,内容是在谈论框框。当时年纪尚轻,只能了解其文章的表面意义,知其道理所在,未曾对其中概念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殊不知,这当时被略过的概念如今成为了我近半年来的思考重点。

框框,狭义可以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广义可以是社会的既有观念,物理课本内的知识,甚至上升到对世界的信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我们脑中的东西都是框框,取决于你将“框框“这个概念放在什么层次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社会的礼乐规章作为框框进行讨论。

从小我就是个对社会的种种观念抱有不满的人,却在社会工厂的加工下渐渐变成了社会想要的样子。直到我来到北大,在这个环境下,我培养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对身边事物有求知欲,以及常常进行反思。加上骨子里有“解决问题”的欲望,便开始了对人生种种矛盾的自问自答。

虽然常人会以“你想太多了”搪塞我的顾虑,但我想大学可贵之处,就是让学生理解思考的重要性。我的一些想法本来就与社会的既有认知相悖,加上北大提供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这两者的共同催化,使我对生活中很多问题产生兴趣,并进一步探讨它。可以说,北大的环境激发了我的思辨能力,并且这一生会持续进行到底。

回想起近半年的事情,我开始对很多传统观念的必要性产生质疑,其中包含了一些较根本的如孝、仁、忠等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观念,再者是关乎社会的教育体系、自由与平等等课题的思考,然后到生活上的矛盾,比如说“让孩子自行探索未来,还是为他安排好康庄大道”,“言论自由导致语言霸凌”等备受争议的课题。

对世俗礼节的态度,揭示着我的思想变化,从一开始懵懂无知忽视它,过后自视清高地唾弃它,最后将它当作集体生活的共识和筹码,并且打从心底承认它的意义,而非仅仅明白其道理。这种变化让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也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最重要的是,我对他人的认知从原本的“觉得需要尊重”,到“明白为何要尊重”,并“选择尊重”,因为尊重是相互的,作为集体生活中的个体,我们就必须尊重他人,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也由于是自己的选择,而更能区分尊重与盲从,也明白所有尊重行为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权衡上,并不会因为尊重他人,而将自己陷入不利之境中。

而在这种变化下,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社会很多矛盾的思想与观念都在于个人偏好,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理由去支持或反对某些问题,如女性会支持女权主义,可能在于通过女性主义的主张和理念来提升自身的福利,或是男性出于同理心认为她们应有如此的权益。社会反对同性恋的观点在于圣经的记载、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违反自然的繁衍规律等,当然也有承认同性婚姻会导致社会中老年群体出现对政府的正确性失去信心的顾虑这种情况。

为什么我们会认同“忠孝仁爱”?在于我们从小就认同儒家思想,再加上这是东方社会的主流,这种环境下的我们已经根深蒂固地存有这种价值观。“仁”也反映在中国的政治上,降低贫穷率成为中国的重要目标之一。反之在地球的另一端,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刻宣示着西方民主时代的序章,他们崇尚自由。这两种历史背景促成了“为了社会安宁牺牲个体自由”和“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而使社会出现不安宁的现象”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令人不禁联想到一个经典选择性命题:“冒着生命危险的野狗或失去自由的家犬”,只是我们处在危险很小、自由很大的时代,两者的可比性在降低罢了。

有其根据的偏好,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很多人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某些旧思想冠以“过时”的标签,或将称新思想为“天方夜谭“。当然并非要全社会变成苏格拉底,看透世间百态,但至少在批评前先了解是一种尊重。因此对于以上具有矛盾的议题,我认为出于尊重的目的,我们需要了解各方的看法与思路,而非直接予以否认。我们生长在马来西亚这一多元民族的国家,对于看待世界体系我们有着先天优势,但近年来网络上的本地群众仍不乏有恶意抨击美国的评论,也有扭曲中国社会的评论,而多数这些观点都是因为不理解才产生的。当理解后,即使不赞同也会尊重,只要不是有悖于全人类所崇尚的规范,那么它便在这个社会上不存在对错之分(虽政治体系没错,但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将有其自身的对错之分),只是环境与偏好使然罢了。在了解这些后,对全社会的尊重才能油然而生,意见也更能以理服人。

在此引用一句马来谚语:“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更充分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种爱它的表现。与此同时,爱与不爱,未尝也不是一种选择。

作者 : 张序年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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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言论)

疫情当前 做人真难/南洋社论

行动管控指令二度延长,没几个人真的是甘之如饴,但战疫还没成功,你我还需努力的道理,大家都懂。

还好,实施了将近4个星期之后,管控令开始有成效,当局说97%的国人都听话,不会到处趴趴走。

管控期总会过去,但这不等于疫情已到了尽头;中国大陆刚走出疫情阴霾,但“居安思危”,见面不握手、人员不群聚的避忌,还是得严格遵从。

一言以蔽之,管控期之后的自由,必须是有约束的自由;至于真正的自由何时到来,只能是世卫组织说了算。

欧美国家的“民主战士”就不信这一套,他们讲人权、爱自由,结果,第一大经济体沦为第一多确诊病例国;欧洲也一一沦陷,多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三两下子就超越中国。

死神面前,人人都是脆弱的。在疫苗面世之前,欧美国家的医药再发达,面对冠病病毒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追根究底,不听话的“民主战士”,是将欧美推入险境的罪魁祸首。

在马来西亚,迷信“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人不多,但群聚可能出现的几率难免还是令人担心。

担心后遗症

早前,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医生说,就算管控期结束,学校也不一定开课。是的,在病毒还没完全消失前,谁会放心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送到学校?马汉顺简单的一句话,对学生家长可是一颗定心丸。

然而,会造成群聚的,不光是学校。下个月降临的开斋节怎样庆祝?已决定日期的婚宴该怎么办?电影院可不可以营业?疫情底下首当其冲的旅游景点获准开放吗?唉!将出现在管控期结束后的类似问题,实在太多了。

现在,窝在家中的一等良民心情十分矛盾,心中对“恢复自由”有热烈期待,但在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脸上展现笑容之前,又害怕管控期“提早”结束会带来欲速则不达的后遗症。

这段日子,做人真难。

政治人物的bad taste/周若鹏

似乎瞄到某位部长上抖音,不知宣传什么。我不知细节,因为不敢细看,只是瞄到一下,肚子已经很不舒服,突然很想念马智礼。新(旧)政府夺权月余罢了,温水杀毒、太空衣扫街、小叮当,像一场编剧失心疯、导演喝醉酒的舞台剧,一群四线演员抢着上台,演成闹剧。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固然没有简单的答案,最显而易见的,是许多政治人物缺乏品味,无法判断自己的做法和作品,给予大众的观感如何。我不只是针对这个政府,比如郭素沁过去推出的一些短片,像和众同僚扮演学生的那段吧,我也质疑其品味。因为缺乏品味,所呈现的形象不免有失庄重,不是国之领袖应有的样子。

抖音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内容。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时上娱乐节目,和深夜秀主持人对谈,他从不让人觉得他不庄重;奥巴马始终保持总统的威严,让对方去搞笑,自己偶尔穿插一两句幽默的笑话,画龙点睛。如果奥巴马上抖音,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绝不是我们部长的那个样子,因为奥巴马有品味。马智礼也不差,就算他说过多少叫人反对的话,但我从不觉得他不庄重。

小叮当事件红到国际

品味何来?学习罢了——读好书、看好电影、接触艺术。政治人物因工作所需,得花很多时间在泥沼里打滚,因此更需要提升自己,否则就习惯了当泥沼里打架的禽兽,再不能给人民好榜样。

缺乏品味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完全忘记了品味这回事。能自知不足,尚可任用能人。马华在大选期间推出的《国民》宣传片,虽然我曾为文揶揄,其实是蛮有品味的,因为外聘高手制作;撇开政见不谈,马华高层里不乏有识之士,至少知道品味重要,能判断优劣,自己没法子做,就精挑高手助阵。

若连这点自知也没有,便只能一再闹笑话了,不过,部长缺乏品味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当太空衣部长要披上标示“部长”字样的太空衣时,当叮当部长要教全国女性变小叮当时,当抖音部长要发表劣质视频时,他们的团队里竟无一人能举手发言告诉他们有多糟糕?

我常看美国的清谈节目,就算谈国际时事,也极少提到马来西亚;最近Trevor Noah终于提起我们了,小叮当事件有多红?给他这么一说,我国给外人的印象就是个性别歧视的落后国家。

好品味,也许没能为政治人物加什么分数,但坏品味肯定能让整个国家形象降级。想到未来,我真的很害怕,连说话也会有抖音。小叮当在未来世界,最近很生气马来西亚,不打算救我们。

我先去喝一杯温水压压惊。

漫长的抗疫之路/利亮时教授

4月10日下午,面对掌政的首相慕尤丁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完全阻断,因此延长行动管控令期限,从原定的4月14日延长两周至28日。慕尤丁的宣布几乎是意料中事,因为疫情并没有减缓,目前确诊者每天仍有一百多人。从中国封武汉的防疫经验来看,从封城到解封,一共历时76天,几乎可以预见4月28日,我国的解封可能是局部小范围的;若以中国的抗疫经验来看,我们大约要在5月中以后才有可能全面解封。

面对疫情,我们的政府必须时刻戒备,就算5月中或在开斋节后解封,我们仍须密切注意境外移入,在国内仍须禁止大型的集会和活动。从世界各国的抗疫经验来看,这是一场长期的战役,只要没有疫苗和药品,我们就必须以防守策略来与冠病对抗。只要我们稍微放松或松解,疫情都可能如星星之火,卷土重来,届时我们的经济损失会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在原产品价格低落、族群和政治的高度冲击下,原本就显得有气无力,因此任何的冲击都会对国家未来经济造成极大伤害。

无法作长时间规划

面对冠病的威胁下,我们采取封城封州政策的同时,国内的中小企业面临危机,正如国内经济研究者所言,我们企业在科技上的运用仍有待加强,封城之后就暴露了我们一些企业的脆弱性;政府应该积极去扶持国内的企业,以免出现倒闭潮和失业率飙升,这会对国家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行动管制令的实施,政府其实可以大胆宣布延长管制令一个月,如果情况大有好转,就可以提早解封,这样,许多企业才可以进行各种安排;每次两个星期,其实让大家无法作一些较长时间的规划。

慕尤丁领导的“旧瓶新装”的政府,未来除了面对疫情以外,还必须解决经济因疫情而产生的危机;另一方面,因为疫情而暂时偃旗息鼓的政治角力,随时也会浮上台面,慕尤丁的领导班子必须正面去回应,以及寻求双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经过这次疫情的冲击,我们国家的经济已伤痕累累,若再来严重的政治纷争,势必吓跑外来投资者,最终导致国家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马哈迪昔日的2020宏愿,只是让全国人民有一个愿景,但是长期的政策偏差,从一开始2020就只是一个梦。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是顽强的新冠疫情,已及后续的经济崩盘危机,2020我们是否可以浴火重生,或者向下沉沦,这将取决于执政者。

(作者为台湾高雄师大东南亚暨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管控令是猛药:看中国经验(上篇)/罗章武与张庆强

前言:笔者之一为马来西亚一中资企业业主,自2020年1月24日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后,经历了中国抗疫和企业复工的整个过程,目前又密切关注着马来西亚的疫情控制和动态。对比两国措施和企业所处的困境,感触颇深,因有本文所述建议。

马来西亚自3月18日实行行动管控令(MCO)以来,对于控制人员流动、减轻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的传播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使马来西亚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量保持在200人上下,并没有像某些欧美国家般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管控令总体上是成功的。

不过,管控令也是一剂猛药,杀死“病毒”的同时,也使机体正常细胞受了极大的伤害。工商企业便是这受害的正常细胞的一大类;管控令使很多企业处于休克状态,甚至面临破产危险。4月10日,首相宣布管控令再延长到4月底,这使大多数企业的未来生存情况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如若到4月底再宣布更长时间的管控令,马来西亚恐将出现企业破产潮,相应地会同时出现失业潮。

让企业活起来防止破产

众所周知,工商企业是经济的根本,也是就业的根本,企业运营周转才真正能使经济活起来。发钱、贷款等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至于破产补助之类的,更是无济于事。重点是让企业活起来,防止破产于未然。

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在车站停车10分钟与不停车造成的时间差并不止是10分钟,因为火车停车需要刹车,再启动也需要加速过程,所以,二者造成的时间差可能是20分钟甚至半小时。企业停工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如此,除了停工期间的直接损失以外,还可能有订单不能按时交付所造成的间接损失,而间接损失可能比直接损失更大。间接损失可能是:

(一)订单损失比如欧洲客户向一家马来西亚企业订了12个货柜的产品,1-6月每月2柜,由于管控令管制,该企业不能在4月发货,客户在找到他国家供货厂家的情况下(比如从东南亚其他国家),可能会要求停止执行整个订单;或者客户可能把订单交期延到明年,以表示不违约,但对企业来说,今年已失去订单了。订单丢失或长时间延后会造成企业运营资金链断裂,稍有不慎就可能破产。

(二)客户损失更有甚者,企业不但失去订单,还可能失去客户。比如因为一个月的停产不能发货,某个客户不但停止了订单,还可能因为在他国找到了货源,不继续和马来西亚企业签合同,所以,整个客户都丢了。

虽然疫情算是不可抗力,但企业不一定有机会寻求法律援助,或者说靠法律上的争议来解决问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若官司打赢之时企业已破产,有何用处?

管控令劳资法律义务(下篇)/其升、秀玲与芷惠律师事务所

问:如果需要裁员,雇主应采取什么措施?
答:倘若在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后还是需要裁员,雇主则应首先将裁员报告(表格PK)发送给劳工部。

这之后,人力资源部制定的《裁员管理指南》规定如下:
4.1 与工人或代表他们的工会尽快就即将发生的裁员行动进行讨论;
4.2 提供自愿离职/退休计划,并予以合理的补偿;
4.3 向符合条件的雇员支付补偿或离职福利;
4.4 终止已达到退休年龄的雇员的服务合同;
4.5 根据如下1955年《就业法》或《劳动条例》(沙巴州法典第67条)规定,或《劳工条例》(砂拉越法典第 76条)终止服务合同:
i. 倘若该工人受雇少于两年,则提前4周通知;
ii. 倘若该工人已受雇两年但少于5年,则提前6周通知该;或
iii. 倘若该工人已受雇5年或以上,则提前8周通知;或根据服务合同中所规定的终止通知期限,以较早者为准;
4.6 在实施裁员之前,协助工人在别处寻找替代工作。
4.7 在较长时期内分阶段实施裁员;
4.8 在相同的工作类别中实施“FWFO”(外国工人–先出)原则,即先裁员。以及
4.9 如果裁员只涉及同一工作类别的本地工人,则执行 “LIFO”(后进-先出)原则,即根据服务期限裁员,刚加入的工人将首先被裁员。

裁员管理指南可在网址查询

须保留雇员至少6个月

问:政府为雇主提供经济救济做了什么?

答:之前根据PRIHATIN Rakyat国家关怀援助计划,政府启动了59亿令吉的工资补贴计划,针对每个月薪4,000.00令吉或以下(限100人)的雇员,提供600令吉予雇主。从2020年4月1日开始,补贴为期3个月的上述工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已于2020年4月1日发布了一个常见问题解答,以阐明有关工资补贴计划的问题,详情可在网址查询

于2020年4月6日,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了额外的PRIHATIN Rakyat国家关怀援助计划,工资补贴计划的拨款从59亿令吉增加到138亿令吉,雇佣收入在4000令吉及以下的本地雇员的公司将获得以下补贴:

对于雇佣超过200名雇员的公司,工资补贴为每位600令吉;对于雇佣76至200名雇员的公司,每名雇员的工资补贴约为800令吉;对于雇佣高达75名雇员的公司,每名雇员的工资补贴为1200令吉。

此项援助将持续3个月,专门针对在在2020年1月1日之前与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CCM”)或与地方当局以及与社会保险机构注册的雇主。

针对选择接受此援助的雇主,他们将需要保留其雇员至少6个月,即在获得工资补贴的情况下保留3个月,然后在那之后再保留多3个月。

欲查询更多信息,请预览:丹斯里慕尤丁在2020年4月6日的演讲稿

于2020年4月7日由人力资源部最新发布的第4常见问题解答,网址

(免责声明:本文是由其升、秀玲与芷惠律师事务所提供,作者为叶芷惠律师、吴秀玲律师、Denise Lim律师以及吴佳敏律师。文章信息不应视为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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