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中文媒体言论集 – (2022年08月07日)

东方日报(评论)

黎翠雯:数码化转型再思考

2022年,工业化时代带着自己的辉煌与传说已经过去,数码化时代已经到来。

数码化转型已经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互联网+、上云、智能制造、工业4.0、业务中台、微服务化等,越来越多的新名词冲击着企业管理者的神经,企业一方面对转型越来越焦虑,另一方面却感觉无从下手。

大部分已经开始尝试的企业,其数码化转型仍然停留在对某个单一业务场景的重塑或对内部信息化系统升级阶段。一个缺少方法论的转型必然无法贯穿企业转型的战略、运营与执行,更无法打通企业的各个组织环节。

很多企业管理层已经看到了数码化时代的机会,并且将数码化转型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之一,他们认为,机会转瞬即逝,必须马上制订计划,开启各类数码化变革项目。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美好。70%的公司在数码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失败。

抛开市场、资本及政策因素,这些项目的失败,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明确目标和愿景,没有清晰商业模式,以及自身的人才和技术能力也不足以支撑企业的数码化转型。

传统的管理咨询方法强调解决问题最核心的步骤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加上对数据梳理与分析,得出解决方案。这一模型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经典方案在数码化时代依然适用,然而其中的经验与数据,其内涵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

在过去的20年里,旧金融、旧能源、旧零售先后让位,新兴的互联网服务、科技软硬件和新零售等逐步构建起一个数码化新世界雏形,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正在为这个新世界添砖加瓦。我们可以从过去20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企业的变迁史中看到并吸收相关经验,在工业化时代落幕、数码化时代开启进程中,企业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但本质上都是组织能力建设方面的问题。

组织能力

只有当企业的组织能力符合所处时代的要求时,企业才能逐步拉近与战略愿景的距离,跨越周期,实现基业长青。

数码化转型,我们有什么基础?在实行数码化转型时,企业管理者不妨发着内心问一问这样的问题并认真思考。

《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孙子提出了着名的军事思想: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其实,相较于“知彼”,孙子在书中更强调的是“知己”——只有充分了解自己军队的情况、自己将要作战的地形、自己将帅的才干和能力,才能获胜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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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新宝:辩论员素养 在台下展现

辩论员都会学一些逻辑。我在高中毕业后自学逻辑,但我一向不鼓励和别人辩论,我更愿意的是和别人坦诚、心平气和地交流以及在心里和自己对话。和别人辩论很容易引发许多扭曲真理或看不见自己的效应,包括了更着重表现自己的机智、避免难堪、维护自尊等等。不鼓励生活中和别人辩论,自然就更不鼓励参加辩论赛了。

7月23日在芙蓉中华中学礼堂有一场叫做“花城舌战”的辩论赛。辩论赛中因为有辩论员讲粗话,而且其中有一位还被观众投选为最佳辩论员,因此引起热议。波德申中华中学张永庆校长因为自己的学生投票支持说粗话的辩论员为最佳辩论员,感觉自己没有教好学生,因此在脸书发文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又引起该最佳辩论员的长篇回应。

阅读了一些网上和报章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后,我想说的是:辩论员在舞台以外使用辩论技巧和逻辑时,如果心里仍把别人当做辩论赛的另一方对待而不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会是一个成长灾难。换另一种说法,辩论员所熟稔的辩论技巧和逻辑,在辩论舞台以外,必须能坦诚地用来检验自己的论证,不然所学得的辩论技巧和逻辑难免会阻碍自己的成长。

我拿两例说明:

一、由于来自正方的该最佳女辩论员认为张永庆和黄家贤的评论只着重在“女辩手爆粗”,只字不提第一个使用粗口的是反方男辩手,他在回应文中认为当中有父权思想、厌女仇女情结。对此,张永庆只回复说:“请辩论员自重”。

要带出张永庆和黄家贤的偏颇和不公道,只需点出自己不是唯一说粗话的辩手,只要说出没有必要强调性别就可以了。当然,身为被批评的对象,她很自然会怀疑,张永庆和黄家贤是不是有父权思想,是不是有厌女仇女情结。注意,界限就在这里。不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和猜测是说不过去,但不会掂量、把持而越过界限,认定内心自由迸发的感觉和猜测无误,把所猜测的说成是别人的评论主调来指控,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有辩论技巧和逻辑,但却用来对付别人,而不是用来检验自己的想法。如果这点得不到改善和提升,在人生路上会经常一次次蒙蔽自己。

别人未必有父权思想和厌女仇女情结,但你却认定别人这样待你,与其说是别人不尊重你,不如说是你不尊重自己。这就是为何张永庆只回应“请辩论员自重”。如果我只是问你有没有拿了我的铅笔,你却猜“我是不是怀疑你是小偷”,这自然萌起的念头可以接受,但你却不懂得检验自己的念头,咬定我怀疑你是小偷,那就是缺乏逻辑素养,把持不住自己,我与其尝试费唇舌跟你说我没有这样的疑心,不如提醒你要自重即可。

二、该最佳辩论员的回应文开首就来提两点,一、追溯先后,粗话不是他先讲的,二、追究力度,他说的粗话比对方辩手的力度低。只要看看我国政坛口才一流或辩论员出身的政治人物,都不难发现他们都有这一类挑细腻差别的能耐。无疑这表现出你的思维灵活、仔细,但千万别用偏了。不要用你的灵活和仔细去对付别人,而是要用它来检验自己,这个动机和用意之区别,正是逻辑素养之有无所在。辩论赛规则之一,辩手不得用不雅的字眼。既然用了,犯规是毫无疑问的,和谁先犯规没有关系,也和犯规的严重性是否比别人强没关系。能以辩论技巧和逻辑让自己看清楚真相,好好管理感觉、情绪和行为的人,必然先直接承认自己的犯规。犯规的人是不是能追究谁先犯规和犯规力度?有些情况不可以,比如交警逮着你超速开车,难道你能跟交警说:“我是看见前面的车开那么快才跟着开快的”?难道可以说:“别人开每小时150公里,我只开每小时111公里,为何你罚我不罚他?”和上文第一点的道理同,该最佳辩论员感觉委屈是人之常情,他也自然会很想知道为何批评者不考虑这两点(犯规先后和力度),但作为对辩论技巧和逻辑有一定掌握的人,理应能够进行比较周全的斟酌和下个明智的决定,不该把以上两点当把柄去追究,而理应当不解去弄清楚。界限就在这里,拿捏得好的话,许多道理可以自行厘清,许多不忿可以自行平息,许多话语可以按捺住不说。

这事件所引发出的许多论调,是值得辩论员走下辩论舞台后静下心坦诚地运用所学到的辩论技巧和逻辑去想一想的,比如:“因为有事先声明,所以辩论规矩可以无效?”、“当年在班上偷看金庸小说的人有些今天已是文坛前辈,今天禁粗口也将会是重蹈覆辙?”、“说粗话是新一代的潮流,不反映文化修养?”、“用什么词是其次,用词者的意图才重要?”等等。请以台上用来防卫和进攻的辩论技巧和逻辑,服务台下需要给自己的成长和人生负全责的你。

注意,关于该不该讲粗口,许多文章已讨论了,本文的重点不在这。本文关心的是一名辩论员有没有走完整个学习过程,即台上发挥辩论技巧,台下展现逻辑素养。大部分辩论员积极完成前一段,无心延续台下的后一段,这就是我不鼓励参加辩论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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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艾萱:你赞成孩子带手机去学校吗?

近期,教育部发了一个问卷,考察父母是否赞同让学生带手机去学校,问卷中大致上的问题都环绕在父母是否认为孩子有带手机去学校的必要(方便联系,安全保证),及手机是否会对孩子的学习及日常活动带来干扰等。

从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们整个生活被颠覆了,也包括孩子的学习方式,这两年多的日子,孩子们以网课学习为主,生活慢慢被3C产品围绕着,从来没有想过,孩子必须提早跟着电脑电话为伍才能学习,两年多的日子熬过了,我们终于可以慢慢回到日常,让孩子回到正轨的学校学习。

两年来的网课,让我们更珍惜实体上学的意义,希望孩子可以慢慢摆脱对3C产品的依赖,尤其是手机,手机被称为“现代鸦片”,对成人都有着不可抑制地吸引力,更不要说孩子。现在的我们,几乎是人手一机或两机,手机忘了带出门或是没电,就浑身不自在,这是成年人的上瘾。

自从正式回校上课后,除了在家需要电脑查询资料及上补习网课,笔者至今是不允许孩子拥有电话,孩子常常嚷嚷,班上们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电话及号码了,坚持不给电话,是因为不想让孩子太早被上瘾。

如今教育部似乎要在带手机上学退让一步,在问卷上,我个人的看法,坚决反对小学生带手机上学,也觉得小学生还没这个必要。我们都知道,只要手机在手,大人们即使面对面聊天,眼睛都会时不时盯着电话看,连大人对手机都毫无自制力,小学生更容易分心,带上手机容易课间打游戏,与朋友互通讯息,上课都会惦念着手机有何新的消息,这将会严重影响孩子学习。

现在的中小学生很多拥有手机,上学后回到家也都机不离身,那上学那区区几个小时,是让他们可以摆脱手机的时间,为何又要让他们有“堂皇”的理由持手机上学。中学校是学习打基础的重要时段,主要精力应该都在学习,在上课的时候集中学习很重要,即使是下课时间也应该是与同学互动,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打篮球什么都好,而不是让他们在下课后马上掏机上网打游戏,活在虚拟世界中。

此外,带手机进校园也会出现严重攀比的行为,引发学生之间的矛盾,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学生带手机去上学,一定会互相比较,谁拿最新版谁拿便宜的二手机,这种扭曲的攀比心理会形成无底洞,也对贫穷家庭形成经济压力。

而手机在手是很容易导致作息不规律,朋友间已有孩子因为拥有手机,总是在半夜打游戏到不知天荒地老,导致第二天上课总是睡不醒缺席,或者是上课期间昏昏欲睡,耽误学习,那如果孩子可以拿手机上学,是否更伤身又伤神,青少年因为长时间看手机而出严重问题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何必要荼毒孩子呢?

允许学生带手机上学,家长考量的最大关键就是为了安全,如果真的有必要联络家人或孩子,可以通知校方,而现在家长都拥有班主任的联络号码,联系上并不构成问题,如果为了安全起见,担心孩子下课后不见掉或失踪,相信现在的孩子都可以轻易找到人可以借电话联络家长,但如果孩子不回家逃课或故意“失踪”,那不是有没有手机的问题了,而是家庭的教育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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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健:猪岛猪山猪地名

猪,是穆斯林忌讳的一种动物,也是让穆斯林敏感的字眼,在国会挑起猪的不当话题被逐出议会厅已非新鲜事。猪在马来文唤作babi,一名马来报编辑告知,马来人觉得这个字眼很粗野,2000年代起普遍把babi改称khinzir,这是源自阿拉伯文对猪比较文雅的称呼。

然而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来半岛也有以babi为地名,在登嘉楼和柔佛便各有一个Pulau Babi(猪岛之意)。20年前笔者因公到登嘉楼,听闻有一个地名奇特的“猪岛”,便与同伴开车沿着登嘉楼河寻访。原来,Pulau Babi并非一个岛,而是登嘉楼河的一个小码头,2002年学者陈志明博士记述,Pulau Babi是登嘉楼华民首个重要聚居地,第一批华民聚居在离登嘉楼河口不远的此地。当时华民在这里种植甘蜜与胡椒,后来衍生出登嘉楼的土生华人(Cina Peranakan)。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也记述,Pulau Babi与同在登嘉楼河畔的Tirok,可说是登嘉楼华民的发源地。

Pulau Babi地名由来相当逗趣,当年安南人(Annamese)即现今的越南人,经常带着大米与猪只来登嘉楼做买卖,有一回安南人的商船在登嘉楼河沉没,当地华民救了一些猪只上岸饲养,马来人便把当地唤作Pulau Babi。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则称,19世纪末有华民从海南乘船运载猪只到瓜登(Kuala Terengganu),把猪只运到瓜登时就下卸在登嘉楼河中的沙洲或“岛”上暂时豢养,久而久之马来人就把该沙洲称为 “猪岛”(Pulau Babi)。

学者陈耀泉博士有此一说,早年每逢年底东北季候风,就有海南岛和安南的商船在瓜登唐人坡(Kampung Cina)经商,海南人和安南人都卖猪,由于猪只难以分辨,经常引起一些纠纷,海南人为免麻烦便把猪尾巴切掉,那时唐人坡流行这样一句闽南话:hainam tu bo boey(海南猪没尾)。陈耀泉认为,应该是海南猪的肉质比较好,所以才切猪尾巴来和安南猪区别。

然而,华民却不把Pulau Babi唤作“猪岛”,也不直译为“浮罗巴比”,反而称作“蔗铺”,闽南话chia-por,蔗糖铺或蔗糖市集之意。依此推论,华民放弃种植甘蜜与胡椒后,一度曾在此种植甘蔗制糖。陈志明提到,在瓜登崛起成为大埠之前,Pulau Babi是本区域(瓜登地区)的中心或闽南话所谓的phou(埠)。有说早年此地住有数百户华民,兴许如此Pulau Babi也曾被称作“蔗埠”或Cepoh?

反而,离Pulau Babi不远的另一个早期华民聚落 Tirok,至今仍被华民唤作“猪莪”,这可能是马来半岛唯一带有“猪”的中文地名。黄尧提及登嘉楼河畔犹保留三个华民村落,除了“猪莪”,也包括华民对Pulau Babi称呼的“蔗铺”,又包括Pulau Babi直译的“浮罗峇咪”,后两者其实就是同一个村落,有可能称谓不同夹缠失误了。对于“猪莪”一名,黄尧有此一说,“峇咪”就是马来文里的猪,“莪”则是栅栏之意,马来人以此来与华民作为分别。

一般学者、研究者,多把Pulau Babi、猪莪视为登嘉楼华民最早的落脚点,甚至直指登嘉楼唐人坡的华民,也是后来从Pulau Babi、猪莪移民过去。此说多根据猪莪的广泽尊王庙,有一口锺注明干隆二十七年,也即1762年。问题是,Pulau Babi离登嘉楼河口约14公里,猪莪离河口则为17公里,何以华民不选择落脚河口的瓜登唐人坡,反而转向内陆的登嘉楼河畔发展?

陈耀泉直接指出,坐落登嘉楼河口的唐人坡才是华民最早落脚处。2012年陈耀泉书写猪莪的马来文专书里,引述1719年到访瓜登的英国商贾Alexander Hamilton称,这个港口城镇约莫有一千间房屋,其中超过一半为华民。换言之,即便华民1762年已聚居猪莪与Pulau Babi,但更早之前华民显已落足瓜登的唐人坡矣。

1964年学者Peter Gosling绘制登嘉楼华裔移民地图,显示南来华民先驱1840年移居到Pulau Babi,1890年另一批则移居到猪莪。Gosling之说极其独特,瓜登与马江(Marang)的华民皆在18世纪中来到马来半岛东岸,他们虽然都说福建话及自称福建人,其实他们的老家原在广东省南部、海南岛对面的Liu Chou(雷州?)与Kao Chou(高州?),广东南部海岸的人口基本是混合的,除了粤语方言群,还有海南方言群与客家方言群等,登嘉楼的华民可能先由福建迁移到Liu Chou与Kao Chou,后来再移民来马来亚。“还有一个可能,这些华裔移民不是福建人,而是融入福建/峇峇社群被同化的海南人,一来海南话与福建话相近,二来海南人看似不抗拒被其他方言群同化。”

柔佛Pulau Babi又是另外不同的故事了。原来,在丰盛港(Mersing)岸外有三个Pulau Babi,最大那个叫Pulau Babi Besar,从丰盛港乘船到此约半个小时,另外两个为Pulau Babi Tengah与Pulau Babi Hujung,若是意译即为大猪岛、中猪岛与末猪岛。然而,1924年英殖民官员J.V. Cowgill胪列的柔佛中文地名表,把这个Pulau Babi记述为直译的“布罗马尾”以及意译的“猪山”,1938年张礼千《英属马来亚地理》则记之“峇皮岛”。

说是大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不能与刁曼岛(Pulau Tioman)相比,惟岛上也有七八个小小渔村,住着约100户马来渔民家庭。当地流传一则美丽的传说,昔日有一名渔民的妻子怀孕,她渴望吃当地盛产的海藻,岂料吃了之后竟变成人鱼,伤心欲绝的丈夫也跟着吃海藻同变成人鱼,至今仍有人撞见这对人鱼围绕在大岛吃海藻,甚至在大岛岩石上留下人鱼的啃痕云云。

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猪岛何以唤作“猪山”?有人称岛的形状与猪相似,但根据岛上渔民,原来1950年代有一群山猪(野猪)游到岛上,后来不断繁殖越来越多数量惊人,岛上渔民唯有请来华民猎手打山猪,也有说政府派出军人射杀山猪,而残存的山猪最终也游泳迁移了,不过据称岛上仍有山猪出没,但已为数不多。

登嘉楼的Pulau Babi,直至1930年代仍有华民养猪,到后来华民外移也就绝迹了,1970年代Pulau Babi被易名为Kampung Pembangunan(发展村之意),再后来1980年代又改名为Kampung Pulau Bahagia(幸福岛村之意)至今。同样的,当柔佛Pulau Babi的山猪慢慢不见, 这个岛名里的Babi也跟着消失了。2018年10月,时为柔佛王子的Tunku Ismail Idris,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载了两张海岛的风景照片,并指这是Pulau Babi Besar,“普遍被称为Pulau Besar,因为一些马来人对猪的字眼感到恐惧。”

话说回来,Pulau Babi地名并不止于这两个,在森美兰波德申岸外便有个无人小岛叫Pulau Babi,在雪兰莪巴生岸外、吉胆岛(Pulau Ketam)北面亦有一个无人岛唤Pulau Babi,还有在砂拉越诗巫(Sibu)邱炳农路也有一个Pulau Babi码头。在槟城菩提小学邻近则有Sungai Babi(猪河之意),在彭亨文打(Benta)又有个Kampung Babi(猪村),而印尼、文莱也都有Kampung Babi。兴许,一个带猪字的地名无需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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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日报(言论)

八月的风光  文/郑文辉

八月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亚细安4个国家的生日时刻,于是,八月是我们风光明媚的日子。

8月9日的57年前的这天,新加坡宣布独立了!

我在这里必须先说一段马来亚独立,接着又成立“马来西亚”的经过,后来与新加坡发生不愉快事件,导致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的脉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说都亲身经历,也可算是历史见证人了。因此,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敍述。1956年底,东姑阿都拉曼与马共陈平在“华玲会谈”失败后,飞往伦敦与英国谈判独立成功,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

马来亚联合邦虽然独立了,但是半岛南端的新加坡于1957年12月成立自治市,而于1959年新加坡结束林特宪制的实施,宣布自治邦政府诞生。但是,联合邦政府恐于东南亚地区共党活动的扩散和思想的蔓延,如果左翼势力在新加坡增长,进而控制新加坡,那么共党的势力无疑将会进一步入侵马来亚,而马来亚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此东姑希望通过合并以打击共党的势力。

于是,时任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的“东南亚外国记者联谊会”餐会上,倡议由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英属北婆罗洲的北婆(即沙巴)、砂拉越、汶莱3个邦联合组成“马来西亚”,以便在政治和经济上寻求更密切的合作。然而,新加坡之所以答应合组马来西亚,是因了解到英国是不会让新加坡独立,除非与马来亚合并。

可是问题来了!新加坡人口的比例华人占多数,东姑注意到如果只是新马两地合并,这将削弱华巫人口的比例,马来人将失去优势,如果把北婆三地纳入,这将增加马来人的人口数量。这样就可以平衡了人口的比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需要通过与马来亚和婆罗洲的合并而能独立,摆脱英国的殖民。

“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新加坡表示支持,在东姑的邀请之下,于8月23日李光耀受邀访问吉隆坡,谈判合并事宜,双方达成协议。新加坡保持劳工及教育的自主权,以及保持自由港口的地位。

至于汶莱是先赞成后反对,因为遭到人民党的反对,而其主席阿札哈里(Azahari)更 于1962年12月发动叛乱,结果虽被镇压平息,但汶莱因此未加入。这合并的消息传出后,1963年1月20日,印尼副总理则宣布对马来西亚采取对抗政策。7月23日,苏卡诺总统提出“粉碎马来西亚”(Ganyang Malaysia)的口号,两国关系紧张。

然而,到了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终于正式成立。但是,第二天,印尼却宣布不承认“马来西亚”。接着一连串的行动出现,宣布禁止石油输出马来西亚,没收马来西亚在印尼的所有工厂。接着于1964年间,印尼的伞兵先后三度在柔佛的笨珍附近海岸空降,准备发动进攻,所幸事迹败露没有得逞。

就在那个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担任《民报》总编辑,曾带领记者及摄影记者驱车前往现场采访,并作详细报道。

现在说回马来西亚成立后不久,即发生了新马分家的不愉快事件。1963年9月新加坡的立法议会选举,东姑虽承诺不参加新加坡选举,但是联盟却派出了42位候选人参加,可是全军覆灭,造成了马来半岛上的马来人的不满。接着第二年马来西亚大选,行动党也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竞逐,但也失利。这两件选举的事燃起了新马两地冲突的火花!还有李光耀主张废除种族差别待遇,喊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这挑起了马来人的敏感神经。人民行动党又在全马举行“马来西亚团结大会”,并串连起反对党,后来新加坡在1964年爆发种族冲突,双方关系极为紧张。

新马两地进入紧张状态,东姑阿都拉曼自知无法斗过李光耀,最后决定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宣布正式独立了。

李光耀总理含着泪水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了!他的第一句话是:生存第一!

李光耀擦干眼泪后,奋勇向前,领导班子和两百多万人民努力奋斗,发展经济起飞、推广居者有其屋、大力推进基础建设、建校兴学。新加坡成了亚洲四小龙;囯盛昌隆,人民幸福,但是,当年李光耀领导国人走过的崎岖之路,今天欢庆57周年纪念之际不能忘怀!

故事的过程情节是曲折、蜿蜒、复杂的,但在这里我只作一个交代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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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网红世界  文/孙意志

年轻人把网红当理想,把电召车司机工作当未来,超过70%的中五毕业生不愿继续升学。大马统计局公布这一项研究数据后,引起了坊间一阵轩然大波。

其实,每迈入一个新时代,总会有一部分当代的年轻人,更向往一些父辈们认为不太靠谱的职业。就我的年代而言,许多人心中可能都会有明星梦、歌手梦,希望有一天也能像自己的偶像那样,站在舞台上接受粉丝的喝彩。随着时间流逝、年龄渐长,人们多少会修正自己的想法,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道路发展。

但当初他们所向往的理想,就该被标记为错误吗?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就像是一场旅行,会在经历探索未来的过程中,跌跌撞撞寻找自我,从而找到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不必强求或灌输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医生、律师或者工程师等普遍人们认为高大上的职业,反之应该教导孩子们更客观的看待每一份行业,尤其是网红这份新兴职业。

年轻人们,网络世界的确为人们带来了许多额外的收入来源机会。你可以在网上售卖产品、玩乐器、唱歌跳舞和录制短视频等,吸睛的表演会让人们的眼球停留在你的视频多几秒。但今天你所做的,别人也能效仿,甚至以更浮夸的表演获得大众的关注,所以大多数的“网红”,也就在生存边缘不断挣扎。

因此,想要当网红的年轻一辈必须思考,如何才能当一名不会被时代新潮流淘汰的网络公众人物?在这个速食年代,人们更追求短视频所带来的快乐。但即便是一个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背后也需要极高的知识含量支撑,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打个比方,若你想在社交媒体上售卖一些营养产品,浮夸的标题及鲜艳的海报,或许会吸引人们购买你的产品,但缺少专业知识,很难会让你有回头客。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赚到一笔快钱,让你体验躺着也能赚钱的快乐,却不能为你带来长远的收入。

但是,若今天你是一名专业营养师,把网络看作一个平台,一个让你传达知识的管道,这也许就不再是一个空想且不切实际的想法了。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含量在背后支撑,即便网上的顾客有任何疑问,你都可以一一解答。你甚至可以跟着时尚潮流录制视频,让更多人了解营养这方面的知识。这样一来,你本身在网络上所创造的价值,便是无可取代,也不会被淘汰。

这一切都凸显了知识的力量。大学4年寒窗苦读,表面上你或许比已在社会打拼的同龄人走得慢,但有一天你会发现,知识能让你走得更远。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你的银行户口里的钱可以轻易的被别人盗取,但一个人脑袋中的知识,却是别人怎么也偷不了的。

网红这个职业,在青年群体里仍需许多价值引导的教育工作。用社交媒体装扮自己,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人,终有一天也会到达他所期盼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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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言路)

 

默里汉特.苏禄苏丹后裔索赔案是法律骗局

根据西班牙仲裁员斯丹帕(Gonzalo Stampa)所作的149亿2000万美元赔偿的裁决,卢森堡对大马国油公司资产发出的“扣押通知”,是对大马主权的直接侮辱。

更糟糕的是,大马已成了流氓仲裁员斯丹帕的计划的受害者,他的计划是敲诈一个主权国家。更让大马人感到愤怒的是,欧洲法院通过允许审理干涉后殖民世界主权的索赔,合作进行这种应被视为法律帝国主义的活动。

根据领英(Linkedin)主页介绍,美国律师保罗科恩(Paul Cohen)也是像斯丹帕这样的国际仲裁员,他处理了一些据称是早已不复存在的苏禄苏丹后裔的案件,而其资金来自投机的诉讼资助机构Therium公司。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有缺陷且被操纵的仲裁听证会上做出的非法裁决,该听证会因一项荒谬的主张而转移地点,以避免被取消。

与其说大马评论员对大马遭受的巨大不公现象提出担忧,不如说是流氓法律代理人利用欧洲仲裁法律框架对大马主权进行攻击。

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白,149亿2000万美元的赔偿,这个与补救措施完全不成比例的数字并不是由正式法院或任何像国际法院那样的国际法庭做出的裁决。该决定是由一名自由仲裁律师斯丹帕做出的,他承认自己作为仲裁法官的经验有限。更重要的是,斯丹帕本身的简历表明,他在历史条约和主权问题方面几乎没有经验。他是一名商业律师,有时也是一名仲裁员,所有当事者都同意进行庭外和解。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案子是怎么落到一个不合格的人的手中?斯丹帕并非任何国家司法系统的成员。

审理仅在西班牙和法国法院举行,而不是根据国家任命的法官展开正式庭审。

从所涉及的事实和情况来看,大马政府似乎已成为企图诈骗的目标,以欧洲法院为掩护。

该要求的本质是荒谬的。所谓的权利要求来自于1878年的一份文件,该文件将现在的沙巴部分地区的所有权和主权永久割让给了现已不复存在的英国北婆罗洲公司。

正如大马前总检察司汤米汤姆斯在多个场合指出的那样,该协议是帝国在历史记载上留下的遗产。认可,以及在历史上对其他各方的重新认可,不应该在任何法律基础上得到承认,因此不受任何远在外国的当事人在遥远的土地上的裁决所影响。这点证明在于协议本身,如同以下所提到的合约内容:

“苏禄苏丹授予婆罗洲岛大陆上的领土和土地。志期为1878年1月22日。我们…苏禄苏丹…在此根据我们本身的自由和主权意愿,授予香港的德奥弗贝克男爵(Gustavus Baron de Overbeck)和伦敦的阿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 Esquire)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表…永久授予我们的所有领土和土地的所有权利和权力…作为这项授予的代价…每年向苏丹支付5千元作为补偿。

如果苏丹殿下、他的继承人或继任者与上述德奥弗贝克男爵或其公司之间出现任何争议,特此同意将此事提交给英国驻婆罗洲总领事馆。”

上述协议中的任何补救措施都仅限于英国驻婆罗洲总领事馆,一个现在早已不存在的办公室。

以任何其他方式解读上述协议,都会导致出现一个后果严重的先例,使我们今日所知的世界出现颠覆。

许多人认为该协议是有效的,因为大马政府早在1963年大马成立时就从英国政府手中接过了年度支付。然而,有强而有力的论点认为,这些支付具有出于善意(ex gratia)的性质。

2013年拿笃入侵事件发生后停止了这项支付,这不是违约,而是大马政府对许多人不必要地丢失性命一事感到不满。事实上,如果合约是有效的,苏禄苏丹后裔在试图收回协议中所规定的土地时,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违反合约。为什么在仲裁庭没有考虑这种违约行为?

事实上,大马政府在2019年针对仲裁庭索赔提出的补救措施,同意支付2013年起停止年度支付的总额4万8230令吉欠款。这本可以结束仲裁程序并履行上述协议的范围,但被保罗科恩拒绝。

根据2019年10月21日的一封信,保罗科恩试图以今日货币单位来评估这份协议从而导致重写协议。

斯丹帕的裁决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说法。这远远超出了仲裁行动的条款,没有法律依据。

一个西班牙法院如何获得对一个已经明确规定必须由英国驻婆罗洲总领事馆处理的事项的司法权?英国政府拒绝与该索赔案有任何关系,沙巴高庭应该是审理任何索赔案的自然场所。这一点在2020年得到了重申。斯丹帕选择无视2020年的法院裁决,对大马法院对此事的司法权表现出极大的不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商事仲裁一事似乎没有达到一致同意。任何仲裁都需要所有争议各方的同意。这使得整个听证会变得毫无意义。大马向西班牙法院提出陈述,声称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司法权。

当大马取得中止诉讼,斯丹帕和科恩迁到了巴黎并继续进行仲裁,法国法院也对仲裁发出了中止诉讼。

因此,斯丹帕仲裁听证会的任何决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司法权和合法性。斯丹帕本人正在接受与此有关的刑事调查。

大马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法律骗局,以欧洲仲裁程序为掩护。这是对大马主权的赤裸裸攻击,大马政客和批评人士利用这一事件来获得政治分数。每个人都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试图将法律帝国主义强加给马来西亚。

斯丹帕和科恩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是非法的,必须进行调查并将其绳之以法,以保护其他国家在未来遇到这种类型的法律骗局。西班牙和法国都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们允许这种情况在其法院系统内发生。

这并不是因为大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的无能而发生的。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是直接针对大马的敲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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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宗医生.“禁烟世代”背后的喧闹

卫生部提出的“禁烟世代”(Generational Endgame – GEG)烟草产品和吸烟管制法案到底可不可行?它若能够制止2007年后出生的民众接触烟草和电子烟产品,间接减少人们患上与烟草和电子烟相关的疾病,减低医疗负担,那可谓利多于弊。

人民的健康是“禁烟世代”的出发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烟草使用会影响人体几乎每个器官,也带来各种疾病,如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癌等。二手烟也会影响吸烟者身边的亲朋戚友,其破坏力极大。全球每天有2万2000人死于烟草使用或接触二手烟导致的疾病。这意味着每4秒钟,就有1宗死亡案例。

简单来说,支持“禁烟世代”将拯救许多生命,间接为国家经济带来效益。许多医药组织,如大马医药联盟、大马医药协会、大马药剂师协会等,都罕见的团结起来支持通过法案。让我们也一同支持,迈向一个无烟的未来。

不过,且慢!对于“禁烟世代”,有些民众似乎还有所保留。比如,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许多网民在第一时间提出了诸多疑问。最为担心的是该法案给予执法单位过度权力。从法律的观点,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事。

首先,这法案第17条文指出2007年后出生的人民不能吸食任何烟草产品或烟草替代品,也不能拥有和使用任何烟草产品、吸烟材料、烟草替代品,或吸烟设备;违规者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5000令吉是一笔巨款,许多人无法负担,相信有杀鸡儆猴的用意。卫生部长凯里随后澄清,违法者最多只会收到50令吉罚单,不会被监禁,也不会留案底。不过,相信大家还记得两年前一名少年在火车站月台拉下口罩,当场被开罚1000令吉。很明显的,这条文赋予执法人员权力开出高达5000令吉的罚单,部长的“保证”有效吗?

再来,法案第26条文赋予执法人员在任何合理时间进入任何场所收集样本,以及检查和扣押在任何场所发现的任何物品。第30条文允许执法人员打开任何行李箱、包裹或任何其他容器以检查里面的物品,并出于检查的目的将相关的物品带到执法人员的办公室。另外,执法人员若认为延迟获得搜查令会影响调查和证据,他们可以在不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扣押,包括搜身(第33条文)。再来,第34条文允许执法人员访问任何记录资料或电脑数据,无论有关资料是储存在电脑或其它设备。

这些条文范围很广,似乎为执法人员提供了极为广泛的权力。它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必须慎重的研究。

身为一名医生,笔者当然支持禁止烟草产品。但是,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不能支持一个明显会带来滥用权力风险的法案。

所幸的是,在法案一读后,许多社会人士纷纷给予意见,再加上卫生部与国会卫生、科学及革新特委会,以及国会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事务特委会商讨之后,卫生部在法案二读时做了一些修改,包括把罚款降至500令吉、增加社区服务作为替代罚款的一种选择、18岁以下少年不会被搜身,以及取消拥有烟草和相关产品的罪行。

我国渴望成为第一个实施“禁烟世代”的国家,与此同时也很幸运能与纽西兰同时迈向这个目标。当然,两国存有一定的差异。

纽西兰在法案一读之后,让国会议员有几个月的时间探讨和审议法案。原本我国卫生部急于通过法案,后来在众多朝野议员的反对下,凯里在进行二读总结时,宣布将法案带上以他为首,由13名朝野议员组成的国会特别委员会,并在一个月内对法案内容展开审查。这意味着,法案不会在本次国会表决,最快需要等到10月复会的下议院会议。

“禁烟时代”的目标是2007年后出生的民众。他们今年15岁,距离18岁还有3年。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有更充裕的时间,集思广益,去芜存菁,让法案能更完善地发挥其作用。

我们希望该法案保障人民的健康和人权,与此同时确保其条文不会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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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群.立法“灭烟”是项庄舞剑?

全面禁酒或许会引发许多争议,但禁烟却似乎是一面倒的赞同议题,即便是抽烟者,恐怕也提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而对抽烟所能带来的害处,抽烟者更是比不抽烟者来得更有体会。诸如外在的臭味丶形象问题,还有内在的健康影响,他们绝对是深有体会的。

可是,禁烟和禁止一代人吸烟,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问题。目前所有的禁烟措施或活动,大部分是属于“阻挠式”或“处罚式”。前者就是缩小抽烟者的抽烟空间,让其感到麻烦而减少抽烟次数。后者便是加强执法力度,和罚款数额,阻止抽烟者在禁烟区吸烟。

然而,目前提呈的“烟草和吸烟管制法案”,却是禁止2007年后出生的一代人吸烟或拥有任何香烟产品。先不说这法令在执行上的许多困难,单单是一代人决定另一代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本身就已经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我们先厘清两件事。第一是香烟作为一种植物产品,本身的“纯天然”和时下流行的软性毒品或咳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第二是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明确的证明香烟和疾病,特别是癌症的直接关系。

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却如此积极地直接立法禁止一代人碰触香烟,不免让人有“项庄舞剑”的想法。因为提呈如此强烈的法案来“制造无烟的一代”,还不如直接禁止香烟销售,关闭烟厂。这样才能更直接的展示政府的“灭烟”决心。

有民众提问万一孩子偷偷接触到香烟,父母“该当何罪”?但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除非政府坚决不让2007年出生的一代,足不出“国”。因为除了纽西兰,大多数国家还是“只限制购烟年龄”,那么这些“从来没有”接触香烟的一代,绝对是会对这“禁品”充满好奇,并跃跃欲试的。

我坚持认为若要新生代不抽烟,还是要从健康教育方面着手的。虽然这可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但却是能真正的达到“人民自我觉醒而远离烟草”的目标。

至于为何会让人有“项庄舞剑”的感觉,则不难理解。因为这种“限制一代人举措”的法案,一旦通过成为先例,往后很多敏感议题都极有可能以此为“先例”,而陆续过关。

当看到卫生部长凯里在国会里慷慨激昂的强调法案的重要和影响,让人不禁莞尔。在明文法律规定禁止下,现今国内年轻人吸食毒品和软性毒品这种属于犯罪的情况仍然严重,政府誓言严打尚且力有不逮的现实下,却要立法禁止一代人抽烟,这样的逻辑又怎么不让人别有他想?

如果立法就能达到禁止一代人吸烟,从而达到“灭烟”的目的,那么今天的社会应该是没有一个人吸毒的。这才符合逻辑,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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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炎教授.回归幸福的经济学

统计局最近发布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幸福调查:马来西亚幸福指数(Malaysia Happiness Index)。此指数分为6类水平 (按顺序,从低到高):非常不幸福(0-2分),不幸福(2-4分),中等幸福(4-6分),幸福(6-8分),和非常幸福(8-10分)。这一个2021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尽管在疫情冲击之下,我国人民的总体幸福指数得分6.8 (满分为10),是在“幸福”的水平,令人欣慰。最令人鼓舞的是统计局还宣布该幸福调查将持续进行,计划每五年进行两次调查。

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经济学在幸福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789年,英国法理,哲学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创立了现代效益主义(Modern utilitarianism),所谓的效益(Utility)就是指幸福。根据现代效益主义,人类的行为是由乐(pleasure)和苦(pain)所引导的。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人之所求。所以政府政策应以社会幸福最大化(也就是痛苦最小化)为目标。譬如,如果政府只有一个物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而穷人消费这个物品的快乐是高于国王陛下,这个物品就该给穷人,不可给国王。简而言之,政策的立法原则是实现最多数人的幸福,而在幸福之前,人人平等。

不幸的是,在边沁之后,由于幸福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导致了量化,比较以及测量幸福等等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趋向回避幸福,而用客观与可衡量的消费量来代替幸福,开始假设消费量越高,幸福就越高。例如,在经济学中,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是一条不同消费组合但可带来相同程度幸福的曲线,更高的曲线代表着更高的消费量,也就是更高的幸福。一个人的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也就是个人有限的收入,限制了他的消费量,也限制了他可以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最高幸福程度)。因此,收入越高,消费越高,幸福就越高。

不同于幸福的主观性,收入和消费都是可直接衡量和相比的。就这样,经济学远离了幸福,注重收入与消费,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经济增长成为了政府政策目标。各国不停追求经济增长,以为人民收入高了,消费能够增长,幸福就增长了。

幸运的是在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人均幸福却没有显着的变化,反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幸福水平之中来回波动。过后,经济学文献将这一重大发现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或“收入-幸福悖论”(Income-happiness paradox)。这悖论推翻了之前的假设。收入越高,幸福不见得就越高。最糟糕的是过度消费还会降低幸福。自此,一些经济学家如黄有光教授(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幸福,并发现其实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客观测量幸福(脑电波等讯号测量,间接地询问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人) 或主观测量幸福(用多项题目或单项题目直接问受访者),方法不同,但所衡量出来的幸福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幸福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这一发现掀起了经济学研究幸福的浪潮,经济学开始回归幸福,为国家政策和人民福利做出贡献。

在国家政策上,人民幸福指数开始纳入国家发展之内。自1999年以来,我国已经有了包含45项社会经济综合指标的马来西亚生活质量指数(Malaysian Quality of Life Index)。但不同于这一个生活质量指数,马来西亚幸福指数是实地调查,用多项题目直接问受访者,主观的测量幸福感。这2021年的幸福调查涉及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4万2446名随机选择受访者。幸福指数从13个方面来衡量: 家庭、宗教和精神、健康、时间使用、社会参与、住房和环境、工作生活、教育、公共安全、文化、情感体验、通讯设施和收入。

笔者使用此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一些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分析。总体而言,我国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幸福指数就会增加0.05个百分点,低弹性,幸福对收入的变化反应低。另一方面,以幸福指数与人均年收入的比率来算,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对应1.37的幸福指数(即平均而言,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可带来1.37的幸福指数,指数值从0到10)。按州划分,吉兰丹的比率最高(4.79,即每一万令吉的人均年收入可带来4.37的幸福指数 ),而吉隆坡则是最低(只有0.61)。所以,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在吉兰丹所赚的一令吉可相当于在吉隆坡所赚的8令吉(4.37/0.61 = 7.918),这也意味着吉兰丹的一千令吉月薪可相当于吉隆坡的8千令吉月薪。

收入的增加所能带来的幸福是非常有限的。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的确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但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的提高就会减弱并最终消失。国家政策不该只关注经济增长,也需在经济增长和幸福之间重新平衡,实现社会幸福最大化。从个人角度,别一时迷失,牺牲健康与家庭来提高收入。对笔者而言,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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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桑.隐世秘境,法罗群岛

小时候玩集邮时,有2个“国家”的邮票最常见,即南斯拉夫与法罗群岛,你还有印象吗?只不过“南斯拉夫”联盟国于1992年走向解体,最终从世界版图上消失。至于法罗群岛,从8世纪起的1300年来,依然循着简单淳朴自然法则,与世无争的存在着…… 。法罗人自我调侃地说:“我们很努力也使命地在传宗接代,但总是不如这里的绵羊生的快,哈哈!”

法罗群岛(Faroe) 坐落于北纬61度,处在北大西洋暖流境内,由18个火山群岛所组成。居民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相依为命,自然也就养成洒脱又乐观的豁达个性。法罗属于丹麦境外的自治特区,另一个特区是格陵兰岛。

话说回头,法罗那些可爱的绵羊总共有7万5000头,还有1万2000只牛,数不尽的鸟类,以及一些走地鸡。不过人口却只有5万4000人,难怪全民必须动起来努力做人。当然,羊肉也是法罗人的主食;首都托尔斯港(Torshavn)码头角处有家名为Aarstova的fine dine餐厅卖的就是焖羊腿肉,果真是顶呱呱!其实啊,一部分法罗人还懂得吃角嘴海雀鸟。这也没舍啦,就像我们一些人一样也吃乳鸽嘛!

这样的一个人烟稀少的离岛,土地又贫瘠,反而让法罗人更积极地向海求生。因此法罗人天生就是捕鱼高手,从维京式渔船到如今高科技又先进的捕鱼工具,深海捕鱼产业与渔产加工业占据了90%的经济支柱。法罗群岛总面积1400平方公里,分布于四周的沿岸的小村庄,都是专业渔牧民族。他们擅长捕捉各种深海鳕鱼,还能在国际市场卖个好价呢!

一路沿着海岸,我们看见了一座座大型智能三文鱼养殖场,这是法罗人的新兴产业。每一个无人操作的大圈圈里有着75000只三文鱼幼苗,养殖5年后,价值超过500万欧元。值得一提的是,法罗人也捕鲸食鲸,还有海豚,不过确实是非商业的捕鲸活动,纯粹是一种400多年来的祖传文化仪式。而且只捕捉那些非濒危比如长肢领航鲸,以及只限制白边海豚。如今丹麦政府还法定今年只允许捕抓500头白边海豚。

事实是,如果法罗人不吃海里游天上飞的“食物”;那恐怕大家得经常挨饿了。严格来说,法罗群岛就是光秃秃的火山岩石表面,不长农作物。不过虽然树木不生,满山却覆盖了茂盛的绿油油的草皮,夏天也能种些马铃薯红萝卜和地瓜类来帮补一下。只是其余生活必需品,就只好依赖从丹麦进口。所以法罗的日常生活费还比1500公里外的哥本哈根来的更高些。法罗的一杯拿铁是30令吉,德士一上车就下车,三分钟车程是65令吉等等。当然,法罗人的福祉福利相对的也可与欧盟国家相提并论了。

早在8世纪,苏格兰人就抵达法罗群岛了,难怪这里的女孩们的穿着打扮都倾向于苏格兰式呢!而从9世纪开始,挪威先祖维京人陆续登陆法罗,落地生根后就不想离开了。在1380年,挪威被丹麦统治,法罗群岛也随着成为丹麦的属地。一直到1814年,才改为郡。二战期间被英国占领成了英国海外殖民地,就开始建造军用机场,水库等基本设施。紧接着在1948年,法罗又回归丹麦,正式成了自治区,赋予更广更自由的自主权。如今的法罗,除了军事外交以外,其余的就像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那样,法罗人拥有特区护照,还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国歌国花、钱币邮票、总理与内阁、以及一个32人组成的议会(Lagting)。另外是效忠丹麦女王,接受丹麦总督到任。而在丹麦国议会中,法罗有两个法定席位,为法罗人争取各种权益与福利。只不过,一部分法罗政客依然鼓吹着争取独立。

干劲十足的法罗司导玛丽亚觉得就这样附属于丹麦不好吗?法罗人有着99%的自主权,永久保存了法罗人的语言文化与传统;另一边厢又能得到丹麦的各方面援助与支持,何乐不为呢!玛丽亚曾经远赴法国工作几年,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土生土长的法罗其中一个微型小岛上的小村庄里生活。玛丽亚说,就因为法罗人口太少了,所以法罗人都很重视家庭,特别是周末或假日的亲朋戚友的聚会更是连续不停,好不热闹。而且,每年的夏季什么音乐节、文化节、丰收节,大家穿着传统服饰开开心心的参与盛会,这些民族性的欢庆喜悦在海外是无法感受得到的。

所以,在外的法罗人都会想着哪一天回到法罗这片属于他们的乐土上。果不其然,60岁的德士司机也从哥本哈根回来;着名星级餐馆ROKS里的那些年轻貌美的服务员,都是海外回流的有志青年。

世上怎会有这样的人间幽境呢?我至今还没回魂呢!事实上,法罗群岛最让人着迷的就是那一片超然宁静的凄美感,360度都是神造之境,如诗如画的令人窒息。更何况,这里虽下雪但海水不结冰,常年温度介于2-15度,真的非常舒适人居的秘境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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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教授.华人研究没有捷径

7月23日由槟榔屿惠州会馆主办,拉曼大学世界历史学会协办,在线上举行的马来西亚历史云学堂4.0是本地少数定位为学术“高端”的线上讲座,但参与人数非常之多,500名额很快就额满了。如同总结人陈亚才所说的,云学堂就像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历史学的一次密集培训课程。

参与者相信有不少是硕博士生。难免心急,一直在zoom的聊天室里问主讲人,什么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什么资料?而几名主讲人也都有基本共识,做了相同的回应:相较于我们读书的年代,你们这个网络化年代的年轻研究生是幸福的。事实上,在如今网络资源共享的时代,找资料并不太难,而且讯息量很大,基本不太缺新史料,但更关键的还在于你如何分析和解读这些史料。

“读书”还是很重要。

过去我们那些年代当研究生,缺乏网络资源,很多史料档案库也还没有开放,找资料很艰难,能搜得几份档案资料如获至宝。但那些年,我们“读书”不少,把握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很重要。没有这些基本知识,即使有一大堆的新史料,在文献文物的解读上,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莫名其妙”的。

马来西亚历史云学堂4.0是汇集以历史学为主干的大马华人研究的讲座课程,而且是既免费又“超值”。建议以后5.0“文化付费”。惟我更想说的是,参与者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不要只是渴望主讲人能给研究生什么可以走“捷径”的门路或贴士。毕竟做学术研究,本来就很苦,只能苦中作乐。而且在每名讲座者的专题演讲中,其实都透露出一些关于做研究更重要的讯息。

就以第三场“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实践”单元为例,主讲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陈爱梅老师的〈马来西亚华人会馆的神主牌研究〉,之所以会钻入这个研究课题,主要还在于她当初的“问题意识”:她是惠州人,但惠州人就是客家人吗?大马惠州人来自哪里?他们属于什么方言群的居多?海陆丰人的比率占多少?来自惠州的,都是客家人吗?还是也有不少是讲福佬话的?信史既然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当众人的认知仅是在一般的刻板印象的人云亦云时,而现有史料又不足以让你回答当下的人云亦云,唯有寻找新史料。陈爱梅走上了整理会馆祖先牌位的祖籍量化分析,让她的学术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也树立了她近年来的学术品牌和交出漂亮的学术成果。

又如另一名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审宋燕鹏教授,身为中国学者,他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理性的距离,不受大马一般“福建人”形象论述的牵引,而是引用了区域史(region history)的概念,研究马来西亚福建人社群的形塑,指出大马每个行政区划内方言或地缘社群的面貌都不一样,即使是来自“福建”的宗族来到槟城或吉隆坡,在不同地方都会有其各自“再建构”的形态。其中,神明祭祀和宗祠建立,是很重要的血缘认同或地缘认同的再建构。而宋老师的研究观察,也常会把马来西亚在地的华人“再建构”元素和中国祖籍原乡的做参照对比,这一种研究视角的宽度也是大家(尤其是大马本地学者)可以多多学习的。

而槟城理大历史系高级讲师陈是呈的〈新马日据时期肃清研究与史料〉,则是此次马来西亚历史云学堂主题演讲黄子坚教授提点大马中英学界华人研究成果应当结合的典例。陈是呈还相当年轻,中文、英文和马来文都很好。他在提讲日据肃清之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时,既引用中文资料,也介绍很多英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像这样的多语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结合参照,相信会是今后大马华人研究的主趋势。

因而,本地年轻的朋友若有志于“华人研究”,就要把英文搞好,掌握马来文,也要懂得中文(会日文或其他更多语言那更好)。过去华人研究的“英文(也包括马来文)学界”和所谓的“中文(系)学界”的界线,相信会越来越模糊,需得打破。这是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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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很多人对晚年有负面和消极的看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反映这种心态的最典型诗句。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出自唐代李商隐的名作《登乐游原》,道出年华衰老,对美景转瞬即逝的感叹、惋惜和无奈。这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老年时代,因为时日不多,距离 “人生闭幕”的日子近了,暗喻对人生诸多的不舍和悲情。

为积极和正面地迎向晚年,此名句若能改成“夕阳无限好,只有在黄昏”会更好。每天最美丽的景色只出现在黄昏,黎明日出和中午烈日当空的天色都不及傍晚的美景。转念一想,我们是否会分外珍惜这一天最美的时刻;因此更不能虚度晚年时光。

退休后的人生是黄金岁月,经过六十余载的洗礼,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财务已自由,有能力去做年轻时做不到的事。就如乘搭邮轮环游世界的乘客多数是年长者,他们最具消费力,且时间弹性可支配,可悠游自在地度假和增广见闻,认识新知,激活日渐老化的脑细胞。

也因为多年的人生历练,遇过风风雨雨,待人处事已被磨练得圆融谦逊、脾性与思路沉稳,更能从容地面对生活上的各种挑战和危机,不像年轻人般遇到问题时慌张不安。

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还像年轻时为琐碎事而烦恼,遇事急躁暴怒,那是没有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须自我检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我们应该更有韧性,更有智慧地面对人生,日子应该越活越自在。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诗中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意指太阳西下仍放出漫天霞光,寓意老当益壮,老有所为,即便岁数已大仍有发挥余地,让人生发光发热。

中国演员、人体艺术大师王德顺大半辈子都默默无闻,一直到70多岁才出名,因为无惧年龄的束缚,50多岁才健身练肌肉,79岁在中国国际时装周T台上走秀,爆红在大众视野。在古稀之年又活出生命的精彩。他用行动阐释“活到老、学到老、尝试到老”的人生态度。

退休后,我们仍可以继续学习和成长,甚至可以比上班时期还要精彩充实,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规划、学习和开展人生另一章节。退休族不妨发挥多年积累的经验、财富、人脉和能力,做利人利己的事,以这种积极态度对待余生,既是诗人刘禹锡所述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一些人退休后就什么事都不干了,留守家居“含饴弄孙”和安享天年,这样会跟社会脱节。如果没做好规划,退休后会造成生活失去重心,生命也会慢慢失去活力,容易得忧郁症或失智症。

台湾作家江育诚说:“退休之前,我们靠‘职业’维生;退休之后,必须靠‘兴趣’维生。他退休后的“好伙伴”是绘画、古董钟表修复和昆虫摄影,这三种兴趣填满他的老后生活,充满情趣。

人生像一场超级马拉松,不因为年龄而划上界限。为我们设限的是自己的思维,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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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富丁.加强人道主义援助

8月8日被定为东盟日,今年的主题是“区域人道主义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旨在自然灾害(自然或人为)和冲突/危机(人为)发生期间和之后拯救生命、减少痛苦并维护人类尊严。它还旨在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并加强防范灾难再次发生的准备。

它遵循以下主要原则:人道、中立和自由。

人道主义援助有10种类型:灾难、避难所、食品、设备、清洁用水、卫生设施、医疗、儿童、难民和教育。

东盟地区经常受到灾害的影响,导致严重经济损失、死亡人数增加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的增加。因此,减少灾害风险成为东盟的优先事项之一。

《东盟灾害管理和应急响应协定》(AADMER)是东盟成员国加强集体努力,以减少灾害风险和改善应对灾害的总体政策。在此背景下,成立了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AHA)。

活跃在本区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马来西亚慈善组织、马来西亚援助机构(MRA)和SALAM基金会。

人道主义援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当前系统无法满足需求。最大的问题是融资。与所需金额相比,可用资金微不足道。当特别灾难发生时,例如海啸(巨大的生命损失和财物广泛破坏)和缅甸危机(死亡人数上升,120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和超过100万名难民),亟需外部援助。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援助任务也存在差距。有时所提供的援助(物品或服务)并非受害者的实际需要,导致浪费。有些甚至被出售。有些援助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些则加重了负担。有时援助提供者(公民社会组织、赞助商和政府)有本身的议程。

因此,需要进行一些改进,包括从当地来源获取准确信息;倾听受害者的心声;确定优先事项;提高志愿者、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的专业水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三方(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建立问责制、透明度和评估框架(资金、实际工作等)。

然而,人道主义援助只能应对危机和灾难,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人类行为和不公正的国际架构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改善人道主义援助体系的同时,地方机构和国际架构的改革必须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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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言论)

 

 

【灼见】俄乌冲突中的邻国有多难?/霍咏强

这段时间在欧洲走了一圈发现有个特点,各国对俄乌冲突的反应,距离越远越落力?

地处欧洲大陆以外,受俄乌冲突和制裁影响最少、甚至是从中渔利的英国,不但传媒报道最落力、市面上的一些当眼处,偶然还会见到支持乌克兰的宣传牌,主要传媒的新闻报道最少还有三、四分一来自和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战事、又或相关事件;法国传媒报道不少、但明显民间反应冷淡得多;瑞士、意大利显得有点漠不关心;至于匈牙利作为欧盟中仅有的俄罗斯支持者,未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国家歌剧院的剧目,还有不少俄罗斯作品。

现实里,越靠近战场,对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的反应就越谨慎,对双方的评价差异就更大。

在民族上和斯拉夫人关系更紧密的国家,甚至会出现极端的反弹,保加利亚和立陶宛在俄乌冲突后的变化,最堪玩味。

保加利亚左右摇摆

保加利亚传统上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但是在苏联倒台崩溃后彻底倒向西方,成为自由民主派的一员,但同样和其他走向西方政制的结果相同,民选政府个个表现得贪婪腐败。

所谓开放自由市场,都是令国有资产贱价落入财阀和跨国集团手上,于是辗转折腾20年后,又回到社会主义及倾左的政府手上,但是积重难返,保加利亚成为欧盟最贫穷的国家。

亲俄对美国自是难以接受,于是又惯性在背后挑动选举形势,结果令保加利亚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3次议会选举。

去年底,哈佛大学毕业生、自由派的佩特科夫出人意料地以“素人”身分进入政坛,然而这种变化熟悉东欧颜色革命也见多了,和泽连斯基情况基本相同,但在俄乌冲突、美俄对抗大环境下,佩特科夫也只能当个“短命”总理。

亲俄总统与反俄总理

上台半年,复杂而脆弱执政联盟已经出现了裂痕,乌克兰的战争加深了对他的指责与分歧。6月初,执政联盟失去了反制度党(ITP)的支持,6月22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通过了针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27日,总理佩特科夫宣布辞职解散内阁,8月1日总统拉德夫宣布10月2日选举;这是保加利亚18个月来第4次大选。

乌克兰战争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可以说直接提高了这个650万人口的巴尔干国家的选举风险,佩特科夫今年4月基辅形势稍为稳定,已经率先到基辅与泽伦斯基举行会谈,展现挺乌立场。

保加利亚的混乱政局,亲俄的总统加上反俄的总理自然引起各种风波。首先是行将解散的保加利亚政府,在6月28日,以有“间谍身分”威胁为由,无预警下驱逐多达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要求相关人员在7月3日前离境,引发俄方抗议,要求保加利亚“收回成命”。对此,已经辞职而暂作“看守”的总理佩特科夫,却完全不理会俄罗斯下达的最后通牒,坚持按原定计划驱逐俄国外交官,令双边关系降至冰点。

立陶宛接连得罪中俄

当保加利亚因为面临俄欧对峙、俄罗斯作出制裁压力而令总理遭不信任动议下台时,另一个和俄罗斯爱恨交缠的波罗的海小国,为何又成为美国的马前卒?

过去一年,立陶宛已经因为“台湾”正名问题而彻底和中国闹翻,当然,对中国的挑衅是以为和中国贸易不足3亿欧元占出口仅3%,在得到美国和台湾的“支援”下,试图借助欧盟成员身分而离间中欧关系,从表面看来是收效的,欧盟对中国的态度的确转趋恶劣。

但实际上,中国看问题也很通透,明知背后是美国搞的鬼,也不必因此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欧盟,反正欧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可以视乎各成员国的对华态度,作出不同处理。但立陶宛自然要惩戒,因此不但外交关系降级,连带一些和中国不是直接的产品贸易也遭受影响,从立陶宛入口差不多“归零”。

这段时间,立陶宛惹上的还有另一个大阿哥——俄罗斯。就在俄乌战争炮火连天之际,立陶宛宣布因应欧盟制裁,所以封锁俄罗斯向飞地加里宁格勒输送物资的通道,这个举动毫无疑问是对俄罗斯的直接挑衅,加里宁格勒怎样计算也是俄罗斯属地,不可能贸然封锁,于是俄罗斯作出坚决回应,表示“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氧气”,并指会考虑包括武力在内的还击选项。

成欧盟中“美国头号打手”

为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欧盟立即撇开立陶宛,公开澄清宣称并没有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计划,完全是立陶宛擅作主张。欧盟的态度,清楚反映出立陶宛是听命于美国而并非欧盟,有意挑衅俄罗斯,把欧盟继续拖入战争的泥潭。

为何立陶宛完全听命于美国?

那就要从2016年立陶宛选举说起,过去亲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向把持立陶宛政坛,相互轮替也方便上下其手,谁料长久已来令选民失望。结果,到了2016年,原来在议会只得一个席位的“农民和绿党联盟” (LGPU),却一举在总共141个议席中取得56席,成为议会议席最多的政党,当时立场中间的“农民和绿党联盟”的领袖思威内里,就因为强力打击贪腐而着名,才出人意料的胜利。

因此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祖国联盟”到2020年选举时就接受美国的支持,通过社交网络全力反扑并抹黑农民联盟,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50席,重新组织联盟执政,但从此立陶宛在国家外交工作上,只能接受所有美国赋与的安排,由此也奠下了成为欧盟中向中俄开撕的头号打手。

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罔顾乌克兰变成战争地狱、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和城市被严重损毁下,仍然要威胁“血洗顿巴斯”来向俄罗斯单挑,到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的反应,令人想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个时代“如何站队”的选择已经变得更难以揣摸?

 

【灼见】佩洛西访台 大陆的得失/魏开星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至3日的台湾之行,在海峡两岸、西太平地区及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解放军于4日中午开始分别在围绕台湾岛的6个海域区块,展开规模盛大的海空演训,为期3天;未获证实的消息指,演练将延期至8日,并增加一个演习点。

由佩洛西挑起的“战火”,何时才能熄灭,目前无人知晓;唯一可知的是,事件将对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蔡英文当局执政、美国民主党今年底的中期选举等等衍生“蝴蝶效应”。

在重大事件面前,利益相关方都在思考、行动,以趋利避害、扩大成果、减少损失。赢者力图将赢面扩大;输家也想“少输便是赢”。作为后发制人的一方,中国大陆政府也面临得失的权衡及利益的盘算。

放任抵台令民众失望

由于佩洛西访台是事先张扬的故事,因此大陆官方大放狠话,“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拭目以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等。

在此氛围之下,关心两岸统一的海内外民众普遍以为大陆政府与军队,将想尽一切办法逼使佩洛西放弃访问台湾,哪怕动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

时间到了2日晚,佩洛西专机从马来西亚起飞,飞往东北方向,成千上万的同胞以各种手段追踪、掌握型号为C-40C的飞机将落往何处?

没想,10点44分,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一时,多少民众沮丧、失望;当晚,多少男女彻夜难……

第二天,大陆照例发布各种抗议,解放军东部战区也宣布于4日起在台海开展军事演习,刻意避开佩洛西在台湾的日子。

由此,民众心里更加狐疑:为何不敢与美军过招?中国老百姓至今仍十分敬佩毛泽东主席1950年下令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的决心与魄力!还有,解放军几十年来装备升级、军队改革及贴近实战训练的成效,何以见得?

古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通话时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者必自焚。民气虽可用,但民意若流水。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生存的“爱国主义”不容有失;否则,大陆政府如何维持高达90%以上的支持率(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

要避开可能导致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大陆官方不免有示弱、软弱的嫌疑。

从军演看大陆所得

有感于百姓的失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及各路大V纷纷出来圆场与缓颊。然而,要叫海内外中国人从失望中重拾信心,军演展现出来的效果及其未来统一台湾的谋划是一剂良药。

超大规模的海空演训如何部署、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只是战术层面的范畴;从战略角度审视,此次演练起码创下几个“第一”:一是战机首次飞越所谓的“海峡中线”,等于宣布之前两岸之间“海峡中线”的默契,宣告破产;二是首次“围岛”。专家称等于“封锁”台湾3天;三是导弹首次从台湾岛上空飞过,震慑作用可想而知。

大陆官方的、民间的专家均以军演作为未对佩洛西访台专机进行干预的说辞,证明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相关的例子如下,从对日本购岛的隐忍到实现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从对南海仲裁案的克制到实现对黄岩岛的实控等。

演习的效应是一回事,普通的民众情绪又是另一回事。事前的舆论渲染与官方的高调表态,到临门一脚的“退缩”;如此高开低走,是对外的策略还是伤害民意?事后还需官方有所说明。

一是演习确实是忍让美国之后的“进一步”,是失去“面子”得到“里子”;二是台湾统一到了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进程规划了。

习近平说过,不能留给下一代,否则,“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的誓言,如何才能说到做到?

如何从民众的一些失望中,恢复信心,才是大陆政府的最大“所得”。毕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台湾统一,而完成台湾统一离不开中华民族14多亿同胞的共同努力。

 

【灼见】佩洛西在中国伤口撒盐/蔡元评

美国第三号人物、82高龄腰板硬朗的国会议长佩洛西一窜成名。8月2日,美国军机载着她在台北松山机场落地,宣示了反对中国,支持台独的决心。

佩洛西视中国为无物,彻底的撕破了中美剩余的一点点互信。

“佩洛西现象”投射了一个失序强权,在影响力走下坡时的救赎挣扎。把国内解不开的结按下不表,将焦点转移到国外;“反中”、涂黑对手、制造乱局后再混水摸鱼,成为一种最廉价的政治戏码。至于事后会种下什么恶果,博弈后再说。

佩洛西可没事,她从台北的掌声中满载而归,若因此挑动解放军出师有名,把台湾推上火线,佩洛西无辜,她已以英雄的姿态远扬!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当年,香港反中暴民在街头放火打斗,佩洛西幸灾乐祸的放话:“这是地平线上最美丽的风景线”!俄乌开战时,她飞往基辅,为乌克兰打气,完全不把俄罗斯放在眼中。

佩洛西是依凭美国势力,趾高气扬、极度傲慢,标准型的美国政客。拜登这回将她放送台湾,把其佻挞轻狂在台北重播一次,测试习近平的底线。白宫在佩洛西退休前,再让她满足一次“铁娘子”的虚名。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喻外表漂亮,里面一团糟。这成语出自明朝刘基《卖柑者言》。

杭州有个水果贩很会保存柑子。经他处理过的柑子,一年也不会烂,而且柑皮还滋润得像玉一样,黄灿灿的像金子。柑子开价很高,不知就里的人还是抢购。刘基买了一个,掰开一看,里面的瓢却干瘪得像烂棉花一样!

佩洛西摇晃着民主大纛,很不老实的在基辅推销了虚有其表的柑子后,再到台湾依样画葫芦;卖完了存货,也达成了搅局的目的。

武统台湾兵棋推演

在佩洛西和台湾当局短暂的狂欢时刻,解放军开始动作。

新华社在8月2日发出公告,解放军将于4日至7日,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

根据演习示意图,解放军以围岛之势,在台湾东南西北的六个区域,开展多军种的实弹演习。从演习区域观察,已如全面封锁,形成对台湾主要的港口以及主航道的威胁。这种布局,让人想象解放军预告,武统台湾的一种兵棋推演!

军事专家指出,解放军公开的多种高规格武器展现了其“锁岛”的能力,以及防止外力介入的准备。

台湾贴近中国大陆,外军和中国对抗,解放军完全具备地理的优势。此外,台湾是一个以外贸为主的经济体,生存完全依靠外贸。局势恶化后,这种封锁模式若持续的推进,物质断绝,台湾岌岌可危。

佩洛西访台前夕,一条有关两岸经贸的消息,撼动了台湾商场。

中国海关把多家台湾知名企业列入“暂停进口”的名单,涉及100多项食品与药品,包括名牌例如维力食品、味全以及泰山企业等。禁令范围之广、力度之深、事发之突然,均远超此前之事件。显然的,中国有备而来。

台湾海峡重新洗牌

一些美国政客不断的为佩洛西辩解,称美国“三权分立”,行政单位“无法干预佩洛西访台计划”;拜登也曾劝告佩洛西放弃,称其为“个人行为”。说穿了,总统和众议院一搭一唱,沆瀣一气,编写连续剧脚本,给以后的外交运作预留后路。

21世纪正进入一轮又一轮的剧变。俄乌战争打出了欧洲前所未见的乱局,“佩洛西现象”将彻底的改变西太平洋的政治地图。5个元素吹动台海风云,中美将重新洗牌。

其一,“佩洛西现象”印证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意志。

其二,美国高估自己,低估解放军的战力。

其三,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已形同废纸。

其四,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有待实力与行动决定。解放军开始跨越台海中线,逼近台湾本岛。

其五,中美已完全没有互信。

台湾既喜又忧。喜的是认为靠拢美国已得到“正面”的答案,当局以佩洛西到台北提示民众,台湾平安无悬念;忧的大陆与台湾的军力差距太大,美国的保护伞能开得多大,撑得多久,内心七上八下。

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台独是中国人的硬伤、淌血的伤口、民族的遗恨;佩洛西在中国人的伤口洒盐,绞动了14亿中国人的心思——伤口须加速治疗!

美国放了一只狼噬咬中国,引出了解放军的战斗意志;台湾如履薄冰,须谨小慎微!

 

【灼见】集中选票选贤举能/黄圣铭

古代执政者也重视人才,要选择贤能者当官任职,惠益国家,造福百姓,如《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言:“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遗患于黎庶。此义不可不知也。”

如今是人民的时代,权力归于人民,因此人民要非常慎重,考虑周全,选举贤能者来当代议士、当立法者、当官执政国家。

朋党往往多于贤能

选对人(有德行才能者),自己的选区才会有人照顾,州或国家的发展才会有保障。如果选党不选人,就等于放弃选人的权力,把选人权力交给党领袖,而一般党领袖为了掌握控其政党,都会任人唯亲,毫不惜才地去掉贤能者。

所以,一个政党里面,往往朋党或唯领袖马首是瞻者多于贤能者。这就是为何有些政党领袖可以把持一个政党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的原因。

肯定会提前举行的第15届大选,谁有更大的实力赢得大选?这主要看马来选民的动向。

希盟和国盟执政了3年半(情未足月如梭),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心失落涣散,被邻国甩在后面。一场场的补选,希盟都落败;3个关键性州选,希盟、土团和回教党都败得很难看,而巫统为首的国阵则胜得很漂亮,站稳了脚跟,气势如虹,不断施压首相提前大选。

马来票多投给巫统

从以上情况可看出,马来选民已基本集中选票投给巫统或其他国阵成员党。希盟、土团和伊党的声望熔断,气势衰竭,抗拒提早大选。因此,对华裔选民来说,响应火箭的号召集中选票把希盟拱上台,其实现机会异常渺茫,何况有此必要吗?

对比国阵,希盟除了“纳吉”不停和高喊反贪以及比较慕洋之外,在执政能力、发展经济、原则的坚持等,有显现优势吗?让希盟回归执政,人民的生活会更有保障,明天会更好吗?

那么,是否可以集中选票把火箭射上天呢?这就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效果,二是素质比较。

集中选票让火箭再创辉煌,赢得所有议席,有什么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华人在野,马来人和印裔在朝。第二个结果是火箭选后加入国阵,当官享俸禄。

后一种可能性会更大,因为权力就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欲罢不能,甚至一路疯狂奔跑。火箭一线领袖曾代表党投石问路,对巫统频送秋波:我们准备好了,等你们呢!

另一回是林吉祥不久前向纳吉抛媚眼,说愿意跟他携手,只要纳吉谴责贪污。华裔一张张珍贵的选票,最终可能成为火箭与巫统结婚的丰厚嫁妆!

来届大选,大部分华裔将面对火箭与马华的抉择。那么这两个政党谁更优秀而值得孤注一掷呢?

马华火箭大同小异

其实两者大同小异,在现实面前两者都会屈就于马来政党,或者说让其联盟中的马来成员党所主导。马华让巫统主导;火箭曾让马哈迪和安华所代表的马来政党主导,他们与马来成员党无法平起平坐。两者的真实目标都是当官享俸禄和有致富机会,名利双收。

马华的领袖至少有更新,而火箭一甲子都是同一人。在火箭,只要有人袋子里盛锥子——锋芒毕露,就会被打压边缘化(许多评论者已列举,无需赘述),以致党内衍生朋党文化,嘴炮风格,以“骂”来出位。

马华的核心领袖都有华校背景,三语都强,而火箭的核心领袖,不是英校就是国民学校背景,因此只会口语华文。火箭的骨干成员较年轻,但如今的马华也已年轻化,出现许多青年才俊。至于对华文教育和华人教育的贡献,谁更脚踏实地,谁更政治化,大家有目共睹。

以上比较,火箭其实没有比马华更优秀,不值华裔选民一往情深。集中选票选党不选人弊多于利,而选贤举能则可以使朝野都有脚踏实地的华裔从政者,并形成积极的从政文化,惠民利国。

孔子就说过,推举贤良,坏人自然离远:举直错诸枉,不仁者远矣。两千多年前圣哲的话,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灼见】教育减负的反思/吴浚生

今年六月,教育部宣布将从今年起取消中三评估(PT3)考试。

这是我国版本的“减负”政策最新一步,即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希望可以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质量,完成向“素质教育”转型。

这主要呈现在减少课业,废除各项考试的政策,转而提倡个人化评估。比如,笔者上华小一年级的孩子,现在基本上回家并没有什么功课。

从读书变成拼家底

然而,此举的褒贬不一。反对者的逻辑是没有了学校对学生学术水准的施压,中低层的孩子的竞争将从单纯的上学读书做题,变成了比拼家底。

由于评估的开放性,赛道变得更宽了。

以前申请好学校和奖学金可能只是比拼考试分数,现在,没有了统一的考试依据,学生比拼的将是会不会弹钢琴、有没有玩过机器人技术、能不能编程等等。这些“玩意儿”对底层孩子来说,根本不知从何下手。

没有请家教或者去各种培训班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在整体教育水准上大幅度落后,导致阶级更加固化。

底层出身、然而天资不低的孩子,也许因此就失去了许多各种未来的可能。而父母警觉性较高的中层家庭,则得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更有甚者,硬着头皮也要把孩子送往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

从前,从国家层面来来看,私立学校始终是不同赛道,尽管顶层和中下层的距离拉远,由于大部分孩子还是选择到政府学校上学,总的来说对大局影响不大。

然而过去数年,私营教育机构发展蓬勃。各类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家庭学校等收费高低不一的选项,吸引了许多不愿意把孩子送往政府学校的家长。

考试翻身时代不再

废除考试,使得政府学校失去了和私立学校的区别。然而在各方各面,政府学校能够提供的素质教育和私立学校差距还是很大的。

在中国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穷孩子们,以前还能靠着自己的吃苦和努力,通过政府考试在升学赛道上跑赢家境较好的孩子。现在,靠考试翻身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如若大环境趋向繁荣,达到西欧北欧那种经济高度,从事大多数行业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那开放式的教育可能效果会很好。

然而,在贫富差距甚大的马来西亚,竞争力弱的群体就免不了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如若学校继续减负,“寒门出贵子”这以前并不少见的现象,对10后的中底层孩子来说,会不会变得更加虚无缥缈?

 

【灼见】政治上只有结果/东之盈

安华说,如果他是首相,隔天就宣布汽油降价。张栋梁高唱《人生没有如果》,政治上也一样没有如果,而只有结果。

安华愿意与敦马哈迪医生放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结果成功迈入布城,并通过希盟组织政府。敦马没有立刻宣布汽油降价,因为他视希盟的宣言不是圣经,于是不必给予兑现。安华认为敦马应该实践承诺,把棒子顺理成章地移交给他,结果是被敦马再次辜负了。

安华没“眼力”总是没好果

敦马对安华来说,永远都带给他失望的结果,以前国阵时代是这样,到了希盟时代也无法改变事实。

安华在国阵时代充满政治憧憬,但却被敦马狠狠地把他摔倒了;希盟时代让安华充满信心,看着就是首相了,怎么还是被敦马耍了一招。安华只重视如果,而对敦马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以致与相位永远是那么遥远。

阿兹敏是跟随安华而崛起当官的,在竞争雪州州务大臣的时候,阿兹敏已经把旺阿兹莎玩弄了一番,但安华夫妇对他还是寄予厚望,培育他在人民公正党当第二号人物,最终安华还是被阿兹敏出卖,并带领许多国会议员离开人民公正党。

安华没带眼识人,对所扶持的党领袖总是没有良好的结果。

不久前人民公正党进行党选,拉菲兹成功被选为署理主席,安华对这位令他很头痛的第二号人物才给予最后的确定,并认为拉菲兹犹如头痛丸,让他在政治上放下心头大石。

若是安华依然沉迷在他的如果,无法控制拉菲兹的政治倾向,最终他依然要吃很多颗镇痛丸。当人民公正党认为拉菲兹可以改变政治局势,最终人民公正党领袖还是会互相倾轧,而无法团结一致对付政敌。

安华无法给予人民一个肯定的宣言,希盟的宣言犹如玩“妈沙”,无法取得民心。

安华说降汽油价,是1令吉50仙,而国盟也有把汽油价下降,但却被现今的高昂汽油价压得喘不过气了。安华若是再利用这个课题来吸引人民,就有推广民粹主义之嫌,而过度的民粹政策是会导致国家破产的。

针对“大帐篷”分歧严重

拉菲兹的崛起,就是将“大帐篷”概念抛在九霄云外去了,而安华依然对推动“大帐篷”概念给予厚望。

拉菲兹对赞成“大帐篷”概念者心存芥蒂,尤其是慕尤丁、阿兹敏与哈迪阿旺,但安华却认为这些人若加入“大帐篷”联盟,希盟才有希望崛起成为下届执政党。拉菲兹预见将来的结果,抗拒缺乏诚意的领袖共同合作,可见两个人的意见分歧相当严重。

当慕尤丁被拉下台后,巫统曾经签下SD支持安华任相,但安华不肯屈服于两个法庭帮的巫统领袖,结果事与愿违,安华与相位擦身而过。不论是有足够的票数与否,谈判无法成形,而巫统其他国会议员也都不会支持安华任相,因此最终都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在政治上绝对没有那么便宜的事,而是谈判都必须互惠互利。

人民不再相信如果

由于人民上一次当,学一次乖,绝对不会再相信如果,而是要真正能实践的结果。当安华宣布若当相,隔天就宣布降低油价,已经让人民嗤之以鼻。

许多希盟领袖也有样学样,让那些4年前的宣言死灰复燃,再次循环使用。尤其是再给希盟执政5年,南北大道免收费;人民都记得希盟上台处理大道收费一事曾表示无法全免,若是全免国家会破产云云。

希盟想要夺取政权,就必须靠实力,而不是以旁门左道的言论来误导人民。若是再消费承认统考的课题,必然让华人觉得希盟黔驴技穷,缺乏政治创意。

下届大选将考验政党的政治宣言与智慧,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能够分辨政党宣言的真伪。

 

【灼见】逢低买进好公司 错不到哪里去/黄春梅

经历了几个月的接连大跌,股市在7月中开始稳了下来,即使6月份通货膨胀数据再创新高等坏消息继续出笼,股市还是稳如泰山,甚至还出现连续几天小幅上扬的喜气洋洋。

市场因此出现两派声音,一派开始看好,认为利空出尽,苦尽甘来;一派还是沉默以对,认为最坏的还没有出现,后方还有熊出没,你呢?

老实说,浮沉股市那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兴趣去猜测市场未来的走向,因为经验告诉我,股市是由一连串天天都在改变的方程式所主导,你今天以为a+b+c=d,明天突然又有e事件发生,所以整个方程式又要改写,最无奈的是,有时候本来的a+b+c,竟然不等于d,那今天猜那么多,是干什么咧?

股市善变猜又有何益

而且猜对了,对你又有何帮助呢?

比如你一直在猜,熊市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一定跌到几惨几惨。哇!果然你是神算给你猜中了,真的是来到几惨几惨,这个时候,洋洋得意的你,又做了什么咧?

你真的敢在这个时候大举进场,大显身手吗?还是依然畏首畏尾,船头怕狼船尾怕鬼,最后还是得个等字,一次次和财富擦身而过?

所以我不喜欢猜,因为市场变幻莫测,每天都有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这么累去分析你无法掌控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喜欢把时间花在我可以掌控的事情上。

比如比市场更实在,范围也更小的公司基本面。

也许你会说,公司基本面也会改变呀!

的确,公司也可能会受变幻莫测的市场影响,但至少有依有据,我可以知道它的过去,借古鉴今,也可以知道他的掌舵人斤两有多少,有没有能力带领公司跨越挑战,这些理据可以让我评估它们是否值得投资,而不是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另一个我可以掌握的元素,就是我信奉的投资策略。

我是不相信我有那种预测谷底的能力啦,而且要从投资赚钱,关键真的也不是买在谷底,而是策略。

我信奉的策略,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方法,而股市菜鸟都可以明白的逢低买进。

我投资了十多年,发现只要是好公司,再加上逢低买进,基本上就错不到哪里去。

回扬是规律只待时机

至于要怎么样逢低买进,也是另一种策略,你可以把资金分成几份,只要跌了多少,就加码一份,把平均价拉低,那股市回扬时,就会看到不错的报酬。

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股市最终一定回扬,这个就是肯定会发生的定律,只是时间问题。

一定会发生的定律不去相信,却一直在看不一定会发生的暴跌几率,这样的悲观心态要从股市赚钱,负想得正,这也是肯定不可能发生的定律。

想想成功人士如巴菲特,这种时候在做什么?

天天盯着股市,找最低点买入?

还是好整以暇、喝着可乐研究公司,看到机会就准备下手?

想要成功,就要跟成功人士学习,身边那些没有靠投资成功的人,他们的意见听过笑笑就好,相信大师才是成功的定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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