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名烈：办教育不应有私心
就办教育而言，我国在英殖民时期，由于英殖民政府开始时，只在市区开办英文源流的学校，供贵族子弟和马来公务员就读，华人聚居的乡镇地区的孩童基本上没有求学的机会。
所幸许多经商略有成绩的地方领袖的领头下，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冒出了许多私塾，然后随著中国政局的改变，应因局势变迁而出现了新式教育。
马来西亚今日所拥有的上千所华小和数十所国民型中学和独中的出现，均是依靠民间力量所创设，而先贤们是抱著无私奉献的精神，捐地、捐资，甚至和地方华社达成共识，透过当地橡胶等农产品的买卖中抽取部份金额来做为学校营运的经费。
学校的创设过程，大都简略记录在校史上，有者因资料没有获得保存已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在经济条件匮乏之下，先贤们为了提升教学设施，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而到处奔波。有些学校的校舍还是乡民们集体动手合力在荒地上盖起的。
更重要的是，从未见先贤们办学要求得到回报，也从未见先贤们的后代藉其祖上的贡献向华社邀功。华文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就是建立在大爱的基础上。
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虽然华文教育已经站稳根基，但在许多方面仍需仰赖华社的支持。华文教育机构仍由自愿人士领导董事会，负担学校发展的大部份经费。一般上，政府只负担教职员的薪资开销，其他水电和维修的花费大部份由董事会负责。倘若要翻建课室，或兴建大礼堂、装修办公室，或提升食堂设施，以及安装电脑教学设备，董事会就得带头进行筹募所需资金，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只有极少数获得政府拨款的高校，校董职务是个不折不扣的优差，让人称羡不已。
我们看回无数学校办学的初衷，莫不是为国家和社会作育英才。例如百年前陈嘉庚看到教育具有救国的功能，不惜毁家兴学，创立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更难能可贵都是，陈嘉庚的后人从不曾向社会邀功或要求得到国家的礼遇。
遗憾的，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今天，大家竟然“有幸”看到反其道而行的例子。明明拿到的拨款是来自人民纳的税，却还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频频吹嘘自己的贡献向社会邀功。真幸亏那学校没以“礼义廉耻”来做为校训，不然就得去掉第四个字，从此忘了“耻”字怎么写。
图：示意图； 文：2021年05月22日 • 栏名：轻谈浅析 • 评论: 郑名烈 出处： 东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