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张嘴言 （言论）
回应《栽培中国通，如生产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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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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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栽培中国通，如生产罐头 》
笔者不了解博士的能力和所为。一百位博士在一起商议，自然能理性判断，也有一套系统来辨别和做决策。
普通的政治人物都能治国，博士也能提供好的良案。别以为博士只能说，不能做，那是社会上对博士的误解。博士的确有很强大的能力，也因此会造成市场或职场上的‘压倒性’优势，所以令很多人担忧和反弹，甚至用口水去贬低，是常事。
学术上，虽然博士级是“入门”，不过，笔者似乎将全天下的博士，包括那些在修学当中，或者已经退休的博士等等，都列为“初级博士”，实在是不应该。政府或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所说的一百位博士专家，也未必一定要今天才开始栽培的（笔者认为要从幼孩开始）。政府可以鼓励更多人去研究中国，但不代表今天才开始开办“中国通”的学术班。
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经有的学士或硕士级的学者或专员当中，鼓励他们继续深入中国之研究工作。很多政经文教的学者，都可以参与研究中国的工作，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特别去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成为中国通。看来笔者对“博士”的概念不太理解。博士之所被称为“博士”，就是因为具有“博大进深”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有别于大众，很多时候都是“一点就通”的。
非常不能明白为何笔者要对“博士”有负面的想法，还是不满国防部长去干涉教育的工作。无论如何，既然国防部长的角色不是教育部长，那么教育的大蓝图和方针就交回给教育部去探讨。而国防部长的话是说给民间听的，他呼吁大众更应该关心‘中国事’，别人云亦云，不通还要扮通。
政府要栽培“中国通博士”，是一个理想、愿望。有个长远的目标总比“换黑鞋”政策更佳，当年敦马任相期间也有2020宏远。是否能达标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过程中，或许没有一百位，至少也有一半的（五十位）“中国通”博士。
笔者就不用担心“一百张口”了。我们反而担心，如果没有一百张口，是不是反而只听“一张口”更好？“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想法反而却令人质疑。
张延友/凭张嘴言
2019年06月27日 上午
《栽培中国通，如生产罐头 》
原文如下：
政治人物开口，往往只是灵光一闪，天马行空，没有实际的意义。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得以栽培至少100名博士等级来自各个族群，原籍大马的“中国通”，似乎也是这样。
乐观地想，如果事如所愿，到了2029年，这个国家确实有了100位顶级的专家。一旦出了大事，政府召集百人一起坐下议政，共思前路；届时不知领导要听哪位博士的？
怎么说，“中国通”的生产，可不似工厂的罐头，可以按照既定的流程一一制作。否则，按照这个做法，未来的100年里，这里一定就有了1000位博士级别的“中国通”！
何况，遵照一万小时的定律，成就一个专家，前前后后，至少需要五年；顶尖的“中国通”所需，自然越久。不管怎样，据此推算，如果从零培训，自学士、硕士而博士，层层叠叠，曲曲折折，要走到最后一里路，谈何容易？
要知道，博士的死亡率，确是偏高的。这一点嘛，刘镇东只要查看国家奖学金保送出去的博士生之完成，必可明白。认识这点，想要100位中国通，我们准备资助几人放洋留学？
设想国库的预算，仍是100人，每人计划配给100万马币。总计之下，则为1亿。要是朝廷玩真的，财政部的年度预算，总该有些银两，意思意思。否则，必然也还是纸上谈兵。
假如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后的步骤，想必则是攸关“中国通”之鉴定了。谁都知道，博士的研究，只是学术之入门，不是最后的桂冠。戴上一顶博士帽，或对特定议题确能独辟蹊径，不一定就是“中国通”。
说到底，中国之大，没有边界，一人之力，如何尽通？十年经营，恐怕仍是事与愿违，我们期待已久的百位中国通，也许零零星星，不成队形。剩下的，有的半通，有的普通，有的不通。否则，怎么就连心思和心机，也搞不清楚呢？
文：杨善勇
原文自：东方日报 2019年06月27日
相关新闻原文如下：
中国通:投入资源研究政经社会 我国需栽培百名中国通
南洋商报 2019年6月17日
（吉隆坡17日讯）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指出，大马需要更多的中国通，并希望10年内可以培育出至少100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有研究且具有博士学位的大马籍中国通。
他说，他发现许多大学对中文系投入很多资源，并认为除了中文系，我国可以将资源投向研究当代中国。
刘镇东说：“中文系可以继续搞，但不必花太多心机搞，那不是重点，更应该投入大量资源，研究当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国防、外交与社会，这些都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去研究。
避免出现误判
“过去大马通过商人与媒体来了解中国，没有深度，若持续下去，10年后将会出错，因此我主张对当代中国研究工作投入大量资源，如奖学金去协助推动栽培大马籍‘中国通’，避免以后出现误判。”
刘镇东今日在马大孔子学院、马来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在中马建交45周年之际联合举办中马关系研讨会致词说， 这些大马籍中国通毕业自中国、美国或澳洲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最终在制定公共政策和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公务员、学术界、智囊团、公司等过程中发挥作用。
“马来西亚需要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为此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